疫情中,东非小镇上的语言困境

最近的一个傍晚,基旺加村(Kiwanga village)贸易市场的小卖部里,Joyce Abalo一边等待顾客,一边分拣着地瓜,小卖部的周边散落着商店、餐馆和其他商贩。街上人来人往,人们使用卢干达语聊天。这是乌干达的主要语言之一。

在首都坎帕拉以东25英里的穆科诺区(Mukono District),这个乌干达中部的村庄里,100米之外即是地方议会主席的家。屋前的喇叭中聒噪地播放着录制好的COVID-19信息:”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同样是用卢干达语。

问题来了:54岁的Abalo并不会说卢干达语。

因此,COVID-19信息的大众传播形式——包括海报和总统演讲——都让她感到困惑。”我15岁的女儿不得不为我翻译这些信息,”Abalo说。她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直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明白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拥有4100多万人口的东非国家,Abalo的困境并不足为奇。该国已经确诊了超过3.8万COVID-19病例,并有300多人死亡。

3月疫情爆发时,政府制作了电视和广播广告,并在乌干达的城市、城镇和乡村到处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报。COVID-19的提醒和指南主要以英语和卢干达语发布,这也是该国最流行的两种语言。

由于缺乏现行数据,鲜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乌干达人会讲该国宪法承认的其他50多种语言。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些乌干达人,比如Abalo,因为不了解情况,又感到困惑,不得不找人翻译这些信息。

“没有任何人来协调将COVID-19信息翻译成当地语言,”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语言、文学和传播学院的协调员Jane Frances Alowo说,”毫无传播策略”。

马凯雷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许多不会说英语和卢干达语的乌干达社区对冠状病毒都知之甚少。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重大挑战。诸如 “自来水”、”消毒 “和 “社交距离”等短语均无法直接翻译。

“在翻译时,为了引起注意,我们需要将关键术语本地化。”研究团队的另一名成员、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语言学系的讲师Sarah Nakijoba说。

他们既不能用文字也不能用标志来表示 “消毒液”,因为这个概念对许多农村居民来说是陌生的。对于 “自来水”,他们使用了一个标志——一个人用罐子里的水洗手——这是一个熟悉的仪式,特别是对乌干达的农村人来说。

Abalo来自阿乔利部落(Acholi tribe),25年前搬到乌干达中部。她性格乐观,谈笑风生。除了母语,她也会说基本的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她说她从来没有学过卢干达语,因为和阿乔利语非常不同,卢干达语的单词太长啦。

她表示自己也很想遵守COVID-19的命令。但是看不懂。”COVID-19信息需要翻译,这样我才能理解,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Abalo说。

她说COVID-19的症状似乎和疟疾的症状很像:头痛、疲劳、发烧。

她生病的时候会问,”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不是得了新冠呢?”

(时间有限,只编译了部分,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原文)


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疫情的缘故,只有两个时刻关注过非洲,一次是尼日利亚第一次出现病例,另一次是读行业新闻看到“social distancing”这个词到了非洲无法本地化,其他的大部分时刻,我也和世界大部分人类一样,注意力基本都在自己的国家和欧美。

我也曾在非洲工作过,也写过一些关于非洲的片段。昨天在读到上面这篇故事的时候,心里还是微微一惊,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以至于常常感觉非洲大陆的面目是模糊的,有时候遇到同样在非洲工作过的朋友,尽管去的是不同的国家,彼此聊天,却发现竟然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

故事还没读完,就忍不住打开了Worldometer,所幸,除了南非和少数几个国家,非洲整体的情况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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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失落了一只翅膀在非洲

我很少想起以前那些在非洲的日子。

最近的一次是某个睡意沉沉的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跑了神,大块的玻璃窗外是雾霾笼罩下的北京,这样氤氲般模糊的天气实在是越来越常见,偶尔有阳光明媚的时候,顺着窗户的方向,一路可以从南边的丰台望到东边的朝阳。我禁不住想,此刻的南半球应该已经是夏天了,蓝花楹在雨季里大概也开败了。而那些穿着制服的小孩子们呢,他们大概早在这紫色的花儿刚绽放的时候就开学了。

那是非洲的谚语:When jacaranda blooms, it’s the right time for kids to go to school.

之前是在看海明威的时候,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尽管这只是一个讲述了男主角如何活得不耐烦的故事,雪线上面对死亡的绝望依然让读者读起来如身临其境,弥留之际,救援的飞机姗姗来迟,哈利最终得以望见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山顶,但事实证明那却是一场梦,是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故事很短,情节简单,甚至有些让人失望,失望的是小说里大部门的回忆其实是发生在非洲之外的,除了那一头风干冻僵莫名其妙的豹子。当然这是意识流的写法。

再之前的记忆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中秋夜,和好朋友一起喝完酒出来,北方深秋的夜晚,一轮皎洁的月亮挂在头顶,大约那是有风的深夜,月亮看起来又大又圆又明亮。有很多个时刻,同样的场景都曾在脑海里发生过,有时候是在梦里,有时候则是现实里,像是过去记忆的重演,而且忍不住一遍一遍去确认。我想那又是哪一年的中秋夜呢,也是这样大的可怕的月亮,望着望着,又像是回到了地球的另一端,以及那些月明星稀的日子。

很多年前的夏天,机缘巧合的原因买过一本盗版的三毛全集,她的笔下《撒哈拉的故事》里才真正有过非洲的真实面目。那面目不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而是天高地阔,烈日风暴。取水困难,生活艰险。面对物质上的贫瘠与精神的孤寂,也只是因为她是三毛。书里记载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故事,在网络和交通工具尚不如今天这般方便快捷的五十年前,那样自由不羁的故事和表达读起来又的确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世外桃源。

直到有一年的春天,自己也鬼使神差地来到这一片热土,热土早已被追随淘金热的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占领。深山里河流里日日夜夜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原始的大陆几乎让中非人民同时看到了希望。和十五世纪出海的欧洲探险家不同,殖民和野蛮的屠杀似乎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如今看到的却是两个大陆的合作与共赢。现代化的机器和技术给这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带来了新的工作,中国人仿佛在改写着上一代殖民者未写完的故事,那是曾因大陆上民族主义觉醒而中断的故事。

很少人怀疑历史是不是真的翻篇了,尤其是在独裁的国家与独裁者的宣传机器里,可能根本看不清时代是在前进还是倒退,政府有政府的打算,老百姓更多的却只是想要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在这种各有打算或是各怀鬼胎的模式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以及当权者得以相互共存。

那是12年的春天,社交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突尼斯的革命引起的阿拉伯之春眼看就要星火燎原,这一次人们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外来者,而是要拿政府兴师问罪。我忍不住好奇心地去问老人和年轻人对于北非局势的看法,意料之中地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彼时津国政权已经独立了三十年有余,有着几乎和东亚大国一模一样的历史进程。

二月份是总统的生日,党报不惜开辟整版为其庆祝。在一篇对其老师Oscar Munyoro的采访中,他说道:”the reason why the revolutionary leader has lived this long is because God wants him to rule this country.“君权神授的思想简直深入人心。大众愚昧,所以至今被十三世纪的《大宪章》抛弃的王权所荼毒。像是殖民者送给被殖民者的一颗毒糖果,又像是历史的后遗症。

于开明的社会,宗教是信仰,于专制的国家,宗教却常常被用作工具,所以总统的老师要引用上帝,这是君权神授的核心,是糖果里的毒药。第一年在乡下,每每在深夜或是凌晨,路遇拿毛巾裹住小孩的女人们,问她们披星戴月地赶路要去哪儿,答,去教堂。历史和生活带给她们的苦难,他们并不抱怨,亦不反抗,而是转身求助于主。甚至是那些淘金的老人,淘金的时候他们亦时刻背着《圣经》,他们是否注意到《箴言》里写着:“How much better to wisdom than gold, and good judgement than silver!”但是想想生活不易,上帝应该也会原谅。

回想起来,那几年如同回到过去。初来乍到的日子,我不得不常常跑到山顶上去打电话,只因信号和网络经常中断。农村本地人的生活几乎还停留在中国的解放之前,天然生火,住草房子,走很远的路去取水,温饱问题更多的是看天时地利,加上天然懒惰的性格,生活一部分几乎是人为的灾难。张爱玲有句比喻,太阳像是一只黄狗拦街躺着,这里的太阳老了。形容毫无时间概念的他们简直是贴切。所以在和当地人打交道多了以后,我简直不能听到“tomorrow”这个词,对这一点,他们也心知肚明,所以有很多的小商店的墙壁上都会写着:“No credit today but tomorrow!”寓意不言而喻:Tomorrow never comes.

再后来回到城里,发现城里人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太多,街头仍然是成群结队乞讨的小孩。甚至有一次遇到一个饿哭的男孩的经历。他让我想起另一天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遇到的那个小男孩,凌晨起床从家走几个小时的路程去学校,那是九月份开学的时节,最后竟然因为交不起20美金的学费被老师赶了回来。烈日当空的中午,他走得满头是汗,黑人司机用当地话问他,他讲着讲着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亦忍不住眼泪,大家于是立即决定回头去学校帮他交了学费,刚出校门,却发现门口有更多因同样原因刚刚被赶出来的学生。

个体的悲剧让人止不住同情,整体的悲剧却只让人有溺水般无力的悲伤。

很多年过去了,我也早离开了非洲,那个大草原上的孩子却依然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无法抹去,犹如乞力马扎罗的雪山上那只突兀的豹子。他仿佛时刻提醒着我,生命中那些最为艰难的时刻。

同学少年都不贱

事实证明,在酒吧里找食物实在是一件缘木求鱼的事。指着外墙上各种让人垂涎三尺的图片,服务员却一直摇着头说“no”。无奈之下,决定离开。转身出门的那一刻,被一身白衣的老太太顺手拉住,她的动作迅速而有力,以至于我防不胜防,她的吻如她的臂弯,稳妥而强势,一切使人措手不及。

我知道自己那时候一定脸红了。心灵却又如同洗礼,像雨过天晴的街道,充满着泥土和大自然的气息。

汉堡店里的服务员英语很差,点餐之后食物姗姗来迟。请求结账的时候,空空的桌子和我们坐在那里像个木偶,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他们。经常活在这种鸡同鸭讲的氛围里,自然而然地感觉失望。

失望同样是从超市出来路上那些乞讨的小孩子,他们一直拽着我的衣服,假装生气地吼他们“go home”,依然不肯放手。去过几次超市,发现他们每天都在那里,对顾客们做好准备,这似乎变成了他们的“工作”,和三更半夜仍然游荡在街上的妓女一样。街上又吵闹又拥挤,空气里漂浮着大量的汽车尾气,我一点同情心和耐心都没,三步两步便狂奔到了马路对面。

买了本杂志“ADDIS STANDARD”,红黑相间的封面上印着大大的专题“Why is Ethiopia killing its people”,翻了翻,内容依然在讲“Master Plan”以及“Oromo Protest”。“Master Plan”是一项城市发展计划,政府规划将首都的规模扩大为目前的二十倍。为此Caffee Oromiya紧急通过城区发展法(Urban Development Law),甚至有报道称此次抗议中有超过80人被杀害。抗议者的愤怒主要集中在:强行征地(land grab),以及发展法通过和“Master Plan”实施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被抹杀了。抗议者强调说,我们不是反对”development plan”,”We oppose land grab”。

我好奇的不是抗议这件事本身,只是吃惊于这本杂志在超市的发行。

酒店阳台的风越刮越大,远处的乌云里不时地传来电闪雷鸣,夜幕初降的天空飞机每五分钟飞过一趟。手机里传来新婚不久的堂妹的信息,她说,堂弟也要结婚了。傍晚变得愈发清凉。记不清这是今天冬天听到的第几场婚讯。

昨天给妈妈打电话,她说生病了,断续迟钝的语音里传来她的咳嗽声。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突然想起12年的春天,那年第一次来非洲,郊区的信号差到打电话经常跑到山顶。那时我常常梦见她,第一次挂电话回家,她说,我真想你。我知道,她并不擅于表达,甚至和爸爸一样,她很少流露感情。在这方面,似乎是因为遗传,又或是家庭环境,我和姐姐亦是同样的性格。姐姐昨天说,过几天就回家。我开始回想我们上次通话是什么时候,似乎是很久之前,因为相亲的事情,我的抵触使她生气,为此我们吵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架。我告诉她自己也会很快回去,但是签证过期的事情还是使人沮丧,而且沮丧的事情还似乎远远不只这些,比如最近终于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朋友,又比如那个年纪不大坑人不浅的北京二房东。

也许我并不知道,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充满着失望与坎坷。但又常常安慰自己,能够活着,本身已经足够让人感激。像我们雇佣的本地司机,脾气极大,路上的警察和混混使他屡次生气,但生气之后,听到那首“uptown funk”,他又开始愉快地吹开口哨了。

Ciao, Ethiopia

第一次知道阿姆哈拉语就像意大利语那样用“ciao”表示“再见”时,是从埃塞铁路公司来培训的当地姑娘那里偶然发现。然而翻看埃塞的历史,这种巧合却又并非偶然,十九世纪末以及二战时期,意大利都曾入侵过这个人口排行非洲第二的国家,最终却又屡次被其击溃。

这是一段埃塞人民颇为骄傲的历史。包括后来许多非洲的国家,在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连国旗的颜色和样式,都有形无形地对其进行了模仿。另一件使埃塞人民引以为豪的事情便是他们传统的日历与时间。按照本地的日历,人们至今仍生活在二零零八年。而本地的时间也与格林威治时间完全不同:当地的凌晨开始于我们早晨的六点,下午却始于我们的黄昏。

所以刚来不久的某个早晨,我终于和司机大吵一架,明明提前约好了次日凌晨四点半的事情,他却迟迟不来,生了半天气后才发现,各自用了不同的时间制式。

同事说,埃塞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我的反应比较迟钝,最近才渐渐感觉出来。

起因在于那天从Roman Guest House出来在前台退房不愉快的经历。之前被提醒房间紧张于是预付了多日的房费,退房的时候却被告知未消费的三日余额无法refund,我终于拍了桌子狠狠地生了第二场气。前台是两个长得颇为像是姐妹的姑娘,但即使是这样漂亮可爱的姑娘,当她们讲了一堆根本不make sense的话时,我承认我的心里仍然是沮丧的。

再次领略他们的蛮横是今天上午的工作,当大家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却不被认可时,在正午的大太阳下面,我真的很想吵架。记得很久之前有人讲过,非洲人是畏威而不怀德的,被殖民过的国家如此,未被殖民过的国家看来亦同样如此。

对了,我差点忘了入境那天在机场税务局“难忘”的经历。哪怕是带给朋友的personal gift也是要被报关交税的。而被detain的行李再去取时,四号窗口的穆斯林姑娘会淡定地告诉你,请交三倍的penalty。那时的心里已经完全不是沮丧了。

想起之前多次在Bole机场转机的经历,站在二楼偌大的窗户前看见的是那样一个郁郁葱葱让人充满幻想的城市。当你真的站在这个城市的街上时,失望如人潮一样席卷而来。马路坑坑洼洼,烂尾楼随处可见,乞讨的小孩毫无礼貌,中年男性当街小便。司机们亦像中国人一样毫无耐心,鸣笛声此起彼伏,路上的栅栏和人行道似乎作用不大。

我会忍不住想,这是未被殖民的缺点,因为没有人曾经教育他们如何做人。

同是这样让人失望的国家,又曾有过让人同情的历史。70年代的埃塞也曾发生过中国80年代的悲剧。彼时门格斯图掌权,接受苏联援助,大搞政治集权,制造红色恐怖。异见分子和无辜平民遭到惨无人道的屠杀。1991年反政府武装最终攻陷首都,门却逃到了另一个集权国家津巴布韦。2008年新政府以种族灭绝罪判处门死刑,但津巴政府的发言人却为其辩护:门格斯图极其政府在我们的独立斗争中扮演了出色的的角色。

Red TerrorMartyrs纪念博物馆里至今真实地记录着这一段历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门政府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记录本身又使人感动,尤其是那酷刑画下面以及馆前的警示语:“Man is not free unless government is limited”,“Never, ever again”。记录得以存在的原因当然又在于国家的改朝换代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但今天的埃塞社会依然频出异见记者被逮捕的新闻,媒体仍然缺乏足够的自由,政府再一次堕落了。

阿姆哈拉语里同样有一句“baka”,意指“足够了(enough)”,点餐的时候服务员对使我在大太阳下面生气的那位说到这个词时我终于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笑完之后我会悄悄地告诉坐在他对面的瑞典和印度同事这个词在日语里的意思。

不过,埃塞也不是完全使人生气失望的国家。历史是让人忍不住同情的一种理由。贫穷以及悬殊的贫富差距还是会让人心生怜悯。华人酒店的当地保安一个月1800比尔,合人民币600元不到,轻轨运营公司的本地会计一个月1700比尔,而每天深夜清洗列车的阿姨以及那些年轻小伙子却只有区区1000比尔。与工资相比,市区的房价和房租都高到离谱。只有Injera(埃塞的主食,原材料为画眉草)的价格让人感到安慰,但吃过两次之后却又再也不想吃,酸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总让人禁不住产生太多关于贫穷的记忆。

那一天在街上我又看到了经久不见的Jacaranda(蓝花楹),紫色美丽又忧郁,忧郁到本是旱季的大地却连续几天下起雨来。想起出发之前BBC上的新闻,今年的干旱已经造成了一千万的灾民。心里又因这雨水多了些许慰藉。

南非旅人

当我注意到他一个人坐在青年旅社的公共区域喝酒的时候,已经是我到达喀什的第二个周末。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的,已经喝了多久,还要继续喝多久。

喀什是新疆最具异域风情的城市,和现代化或者说是汉化的乌鲁木齐不同,这里并没有太多的汉族人和现代建筑。站在旧房子密密麻麻的高台民居那里,你几乎可以一眼看到整个古城。高台民居的旁边便是人民路,人民路上常有画画的人。

来老城那天是和英格兰的彼得一起,我们在敦煌认识,在吐鲁番停留两天我便一个人坐火车一路向西,因为乌市并没有让人留恋的理由,到了伊犁却又因为青旅没有取得接待外国人的授权,我们再一次错过了彼此,巧合却发生在下了天山在库车转火车的深夜,我们又一次遇见了。丝绸之路上大家的路线似乎大同小异。彼得是设计师,留了浓密的络腮胡须,九零后的他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叔。

来老城之前我已经改变了主意,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外国人有时候比中国人还要多。这也是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原因。等我们搭车从塔什库尔干回来,我从楼上搬去了楼下,他却还在那里喝酒,光着脚屋里屋外地走来走去,要么就是抱着电脑或者笔记本在那里写些什么,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

“你看起来真是孤独啊。”

“是呢。”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叫Ernest,来自南非,今年56岁,正在骑自行车环游世界,从开普敦的桌山(Table Mountain)出发的时候,是2007年的3月。

谈到这里,我想起之前在乌市遇见的那一对年轻的德国夫妇,也是骑自行车来中国旅行,历时十个月,穿越二十三个国家。在很多西方的tourist里面,虽然这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但是像这个南非老头的勇气和毅力,我还是在心里起了敬意。

我们渐渐聊得深入。他开始告诉我他在写博客,又说起自己的烦恼,比如没法更新自己的Blogspot。网络封锁似乎是每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烦恼,无法访问Google和Facebook使得他们无法检索信息以及和自己的亲人朋友联络。我告诉他了办法,他接着写给我了他的博客地址。

在博客里,我读到了更多的故事。作为Research Psychologist的他之前在南非开了一家Market Research Business,出发之前,竟然卖掉了所有的财产。217篇博文从今年一直延伸到出发的那一年。那一年,他和另一位开普敦的女性骑友(cycling companion)Leana,一个Property Valuer一起出发,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却走了不同的路线,Earnest说到最后一次相见还是2013年的4月。

在Leana的博客里,她介绍说目前已经骑行了3005天(8年零8个月),穿越了7大洲71个国家127,377公里。博客的头像下面有她的motto:

“It is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knowing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you have to do this day is getting in the saddle and cycle.”

而Earnest目前的记录是8年零9个月51个国家132,450公里。

离开喀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计划,六个星期骑到兰州。最新的博文里他汇报说已经再一次骑过了老挝和泰国。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长途跋涉,很多人不禁要问起其意义在哪里。相信他们自己也问过自己。风吹雨打日晒早已在他们身上留下时间的痕迹(Earnest有专门贴过自己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但是生命往往又是这样,它本来就是一件和意义无关的事。就像Leana在博客里写的自我介绍那样:

“Here I am, amazingly 8 years later, and still going, and most of all, still loving it! I have no route plan, no sponsor, no goal, no mission of any sort!! I just go wherever the wind blows me.”(八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在路上,而且大多时候,我仍旧充满热情。我没有任何路线,任何赞助,任何目标,任何使命。我只是随风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