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市长与五条人

这个夏天,我彻底地爱上了五条人。

我丢弃了网易云音乐、沉迷于Spotify、流连于他们每一个MV,津津有味地翻着看每一篇关于他们的报道,并且乐此不疲地向身边和网络上的朋友安利这两个奇怪而有趣的家伙。

我不记得上一次对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乐队这样着迷是什么时候,我甚至不是一个对娱乐非常感冒的人。但这一次,犹如恋爱般地,我坠入了他们有着咸咸味道的音乐大海里。

知乎有关于“如果看待张亚东疑似给五条人低分”的问题,讨论不乏批评这条“野路子”乐队“需要更专业的技术支撑”,批判他们的音乐技巧老套普通。

我和另一半打趣说,再好的音乐再好的曲子再好的演唱技巧(比如我会想到迪玛希),如果没有具有灵魂的歌词支撑,就好比街上养眼的花瓶美女,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另一半反驳我,照你这样讲,所有的钢琴曲,都没有灵魂,贝多芬巴赫莫扎特全部都是徒有其表。我说,那当然不,他们的音乐都有主题的。歌词并非唯一的灵魂。

当然,作为一支十年前就获得过华语传媒音乐大奖 “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组合奖等奖项的乐队,网络上也从来不乏对于五条人的褒奖,比如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写的这篇《民谣走鬼五条人》:

“五条人并不缺少浪漫的细胞,每张专辑都有一首朗朗上口的国语优美金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足以掀起全场合唱,而《鲜花在岸上开》甚至可以让周璇或李香兰去唱。但通过尽力掐死文艺腔调,五条人始终保持了木刻般线条粗硬的刀功,从而塑造出道山靓仔和阿良仔活灵活现的县城小青年形象。

无论如何,人是五条人的歌中最好的风景,无所谓狗屎无所谓美丽,他们就是这样,我们甚至没必要用现实主义来说明五条人,只能说他们能用少量的艺术,甚至是最低限度的艺术,就像用几颗铁钉,把现实生活的棺材板狠狠撬开,让人活灵活现地爬出来。

民谣很容易要么把自己扮成扁担姑娘,要么从扁担姑娘那儿买一箩筐果蔬,然后扔进轰鸣的乡愁榨汁机;要么就是开着车做凯鲁亚克状重返66号公路,但五条人操起菜刀冲出来要砍你的轮胎,警告你这是广汕公路,警告你收起浪漫主义的假车牌。

五条人还是把被这个暴戾的时代抢走的温情和诗意,以古惑仔的架势,重新还给了我们。与其说这是中国民谣的里程碑,还不如说是一颗小小的绊脚石—瞧,时代的独眼巨人轰然倒下。”

不管是形象塑造,还是现实主义,亦或是时代的温情和诗意,五条人给我的惊喜和震撼,以及他们之于海丰甚至当代历史的意义,我会想到曾经的谢安琪,过去的李志,当下的my little airport 之于眼下的香港。他们的歌词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他们的歌曲本身已经成为了时代记录的一部分。有媒体评价,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尽管这是一条捏造的评价)。

所以有不少人说到,如果哪一天五条人获得了文学奖,我也丝毫不会感觉到意外。

作为一支来自海丰县的民谣乐队,五条人也以海丰话方言、草莽架势、乡土关怀而闻名(比如早期的专辑《县城记》和《一些风景》),方言在增加音乐趣味和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听众的听觉难度,进而使人极易忽略了歌词本身及其蕴含的深意。

也是因此,我决定花一点时间,把所有他们已经发行了的歌曲的歌词翻了一遍——结果发现,六张专辑七十首歌,所涉及的人物和主题,包括人物的边缘性和多样性,主题的厚度和广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那一天,我也忍不住和另一半讲道,五条人真是生对了时代(虽然他们十几年后的“出圈”成名有些大器晚成),他们的很多作品,若是放在当下,几乎很难摆脱难产甚至封杀的命运。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受到梁文道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的推崇和褒奖,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着弱势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我相信,你如果像我一样,仔细地再听一遍五条人,听一听那些咸咸的海丰方言里到底唱了些什么,你也会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们。

继续阅读“小姐、市长与五条人”

谷雨

情绪终于在安静的电台里平静下来。

这是十二年后的春天,春天的乡下处处春意盎然,可是我觉得就要失去很多东西。我很害怕。

我看着思淇长大,看着她沉默,看着她热闹,看着她哭,看着她笑。看不到的——那个风尘仆仆坐火车南下的冬天已经是九年前了。看着姐姐渐渐有了妈妈的模样是她有了梦婷以后,她好像比思淇小时候更加调皮,会推倒家里的椅子,会故意把自己摔倒在地——她好像不怕痛似的,也可能是还没到懂得痛的年纪。思淇开始有了一些姐姐的样子,「妹妹」两字的方言在她的嘴里总是带着儿化音,甜而不腻,她背着或者抱着梦婷的时候看起来懂事极了——尽管姐姐和妈妈总是骂她不懂事——我的心里是复杂的,我不知道是欣慰多一些,还是难过多一些,我可能既怕她不被爱,又怕她被溺爱。我试图想起自己九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我什么也想不起,童年回忆起来是混沌的,却至少是无忧无虑的。我不知道思淇的内心是否真的快乐,还是说她其实也和妹妹一样,尚不自知。她明明还是一个陪梦婷一起玩的小女孩,我想我并不想看到她身体里姐姐的那一面。那种懂事会让我觉得心酸,那是和她年纪不匹配的成熟。

但成长又是这样无可抵挡,她像是一支雨后春笋,又像是被揠苗助长,我说不清这个过程里到底缺失了哪一部分。但我知道它是不完整的。我无能为力,姐姐也无能为力。我看着她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生命如此地奇妙。她以前最爱吵着我玩手机游戏,但是现在只要我只说一句「舅舅等会要开车要睡觉啦,你不要吵」,她便乖乖地关上了门。她会在我回家的第一刻在门口有些羞涩地冲我笑,可是我在离家的时候——我好像最近两次在离家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她,她可能也不喜欢这种告别的时刻。她不知道舅舅下次何时回来。

姐姐在我回家的路上罕见地骂了我,我没有生气,反而如释重负了很多,我感激她这样直接地表达感情,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从小到大都不怎么擅长的事情。虽然在吃饭前,我也忍不住和她争了几句——她说话的时候把头侧了过去,她不看我。我想哭,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却又被我忍住了。我转过头去,假装和妈妈讲话,避开了她。我不想她看到我怂包一样的脆弱。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生她的气,我比她更知道自己的混蛋之处——一个自知之明却又无可救药的混蛋。五年前她因为我不愿意相亲和我吵架,十二年前我因为不懂事把她气哭了,再遥远的小时候,我们一起打架。但是这么多年,姐弟一场,这些当时可能并不愉快的时刻回忆起来却是这样稀少而珍贵。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这些。

开车回武汉的高速公路上,我还没到家,她的微信语音就过来了,她又开始安慰我,我讨厌这样的安慰,我不理她,装作若无其事,因为那样的安慰才会让我真的难过,像是生活一样无能为力的难过。

路过县城的时候,去看奶奶。她的状态突然差了很多,像是一下子又老了十岁。眼睛和面部明显肿了起来。照顾她的小娘讲了真诚客观的话,我一点也不想听。她喂她吃罐头,罐头用勺子切成小小的一片片,她吃得十分吃力,连喝罐头水的时候也显得费劲。我记得十天前,二姑还喂她吃饺子来着,似乎还吃了好几个。我问她记不记得我,她说不出话来,我又讲了我的小名,她还是糊涂的状态。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她似乎清醒了一些,开始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我靠近她,说我又回来看你了,她的眼角突然流下泪来,我以为我看错了,凑近了看,那果然是眼泪。小娘用围巾帮她擦了擦,她半天终于挤出来三个字——「一个人」。我被她突如其来的眼泪慌了神,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讲,小娘也不知道,旁边的妹妹也没听懂。我试图问她,她好像泄气了一般,偏了下头,很快就睡得安稳,伴随着呼噜声。

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告诉她我要走了,我太傻了,以至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当时的残忍。我悄悄地和小娘还有妹妹在门外道别。在路上想起更多的往事来,我想起奶奶讲爸爸最后那一年一个人在门口打瞌睡晒太阳,她说爸爸坐在椅子上埋头的样子仿佛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我想起她讲爸爸在舅爷的葬礼上嚎啕大哭得像个孩子——那是我一辈子没有看到也不会再有机会看到的场景;我还想起我和堂弟堂妹们小时候在乡下玩耍的那些童年,我和堂弟拖了很长的一条死蛇回家要她煮给我们吃,把她吓得不行;我和堂弟玩火点燃了门前别人的草垛,害得半个村子的人跑出来救火,她气得要命;我和堂妹偷了家里的钱去买零食吃,结果零食买得太多,吃不完不得不扔进河里喂鱼。就连她最小的儿子——小叔结婚的场景都突然清晰得毫发毕现,虽然那明明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重量,爸爸是他那一辈的长子,却又是她心里永远的痛,每年过年回家,我去看她,提起爸爸,她便眼泪不止。她害怕一个小小的我在外面大大的世界里如何成长,如何生存。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带着对象去看她的时候,她所有的开心都写在脸上。记得从前年年大家庭吃团圆饭的时候,她就笑着说,等你们什么时候工作了我就可以安心地走了,后来我和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地毕业工作,她于是又开始改口说,等你们结婚了我一定可以好好闭眼睛了。大家庭里,她四个儿子,两个姑娘,孙子孙女们外孙外孙女们早已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一颗大树早已开花结果。我甚至在她下午说那莫名其妙「一个人」的时候,还在想是不是我还没有完成她的愿望,毕竟家里的老大还没有孩子。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听三叔说,医生给的期限并没有那么糟糕。可是这十天的变化,我几乎是看着她的状态突然地变差。皮肤肿胀,进食困难,精神糊涂。这还只是我能看得见的痛苦。那些看不见的,不仅蚕食着她的身体,也蚕食着我们约定过的美好的愿望。

我会想起很多很多个春天,每个春天里却只有我一个人的背影,少年时一个人去县城里读高中,后来一个人去更远的城市读大学,再后来一个人去更远的非洲工作。离家的那些公路,那些水田,那些近处的白杨树和远处的青山,一年比一年显得碧绿而茂盛,我却越来越没有欣赏的心情,因为那些被我抛弃在背后的寂寞的人,寂寞的事。

读书报告:2019

读书犹如喝酒,都是为了制造幻觉,或者创造另一个世界。地铁是人类历史伟大的发明,今年的书80%都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读的。微信读书则是互联网时代新的读书利器,阅读社交化和页内弹幕让读书不再是一件孤独的事,我离Kindle和纸质书也越来越远。

排名分先后。

  1. ★★★★★ 野心時代 : 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欧逸文

作为一本获过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大奖的中国题材,它并非像是很多人吐槽的「素材堆集、老生常谈、新闻拼贴、推特大礼包」那样简单(参看今日中文互联网的新闻现状),它可以说是一本充满敏感词的书,我把它形容为「非官方报道」版本中的当下中国。和《一九八四》类似,我觉得阅读它同样需要一定的政治或者时事敏感度。至于最后,欧逸文放弃大陆转而通过一家台湾出版社与中文读者见面,基本属于命中注定。在纽时中文网那篇《亲历中国的出版审查》里,欧说,「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原则就是尽我所能提供最真实的记录。」我想他做到了。

  1. ★★★★★ 美丽新世界 阿道司•赫胥黎

《一九八四》如果是写现在的话,《美丽新世界》更像是在写未来。

  1. ★★★★★ 欧洲中世纪史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

书摘:nansey.me/medieval-hist

  1. ★★★★★ 香港简史 高马可版本(404)

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特区时代,香港人都不曾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今天的危机是制度性危机,是系统性败坏。《香港简史》与《香港第一课》笔记:nansey.me/hk-history-no

  1. ★★★★★ 悉达多 赫尔曼•黑塞

「河流在哪里都一样,无论源头或出海口,在瀑布,在渡口,在湍流,在海洋,在山巅,四处都是一样的,对河流来说只有当下,没有过往的阴影,也没有未来的面纱。」

  1.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 弗朗西斯•福山

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其最适合的体制并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是列宁主义的自由民主还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专制政治的混合体制。某些观察家把它称为“官僚专制国家”,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因此,在美国,民主制度近年来没有显示出强有力的经济职能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集中了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二者的优点,他们既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比较高度的社会纪律,又能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以鼓励发明和应用最现代的技术。

  1. ★★★★ 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

  1.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毛姆

文学大师的罗曼史。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一个甚至多个情妇一定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有人说,好想拥有毛姆这样的闺蜜。但毛姆竟然没有被这一众作家打死也是奇怪。

  1. ★★★★ 鱼翅与花椒 扶霞•邓洛普

先看的媒体报道再看的书,在豆瓣刷书评才看到原来入选过去年的“最受关注图书”,难怪会有印象。 书名写川菜,甚至作者也是美食作家,但实际内容却夹杂了不少的“私货”,而且都是干货,比如对于毛的评价,比如对于建国后两场灾难的描写,都已经突破了当下很多的出版禁忌。所以译者说要感谢上海译文。 那一段对于拆迁主题的书写和思考让人印象深刻。扶霞说,一方面,这样的拆除实在是个悲剧,是我个人的悲剧:竟然爱上了一个正如此迅速地消失着的地方。我对饮食烹饪的研究,初衷是想记录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后来我才明白,从很多角度来说,我都在书写老成都的“墓志铭”。她甚至感觉这也是成都人的悲剧。 这样的书写很难让人不将其与写《江城》的何伟做对比。但是同样作为旅居者,虽然一个是和平队的英文教师,一个是川大的留学生,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扶霞去成都大概是在1994年,何伟去涪陵应该是在1996年),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城市化刚刚开始),将自己与世隔绝地(《江城》和《鱼翅》都讲到了尚不便利的通讯)置身于中国西部的烟火人间里。不过,我依然觉得何更像是已经成为了涪陵小城的一部分,而扶却更像是一个中国美食的旁观者,虽然她做出了比前者更加大胆更加融入当地人和当地生活的努力。这样的错觉不知道是否应该归因于非虚构写作的手法不同亦或是翻译。 译者说,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中文版均删去了“Journey to the West”。找了英文原版准备来看。毕竟这个主题,也曾在何伟1996年的笔下出现过。

  1. ★★★★ 中式英语之鉴 Joan Pinkham、姜桂华

给中式英语的三点提议:-First, is my version clear (no pronouns without plain antecedents, no misplaced vague or so highly condensed as to be incomprehensible)? -Second, is my version logical? -Third, is my version as we can propose a list of dangling modifiers, no expressions so of tight and as light as possible?

  1. ★★★★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以赛亚•柏林

读书笔记:《自由及其背叛》:nansey.me/six-enemies-o

  1. ★★★★ 美国陷阱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法] 马修•阿伦

同情作者的遭遇,也佩服他的毅力。在看这本书之前,大概浏览了下短评,原本以为看完之后会对美国起恶感,事实上并没有。

  1. ★★★★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

姜乙在译后记里写:我想谦卑地隐匿自己,在一座精妙的历史博物馆中默默保护一种安宁与完整;不站在一幅画作和一位观赏者中间,也不打扰历史有力地附身于作者笔端时,与读者的一次对视。他做到了。 PS:接着这本读的是《悉达多》,然后发现两本的译者都是姜乙。所以姜乙是谁?

  1. ★★★★ 浪漫主义的根源 以赛亚•柏林

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它是对独特细节的逼真再现,比如那些逼真的自然绘画;也是神秘模糊、令人悸动的勾勒。它是美,也是丑;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拯救社会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软弱的;它是个人主义的,也是集体主义的;它是纯洁也是堕落,是革命也是反动,是和平也是战争,是对生命的爱也是对死亡的爱。

  1. ★★★★ 美国种族简史 [美] 托马斯•索威尔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世纪你很难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而除了黑人,美国移民史上最悲惨的命运几乎非华人莫属。

  1. ★★★★ 重访边城 张爱玲

张爱玲的英文及其他:book.douban.com/review/

  1. ★★★ 冷场 李诞

飞机读物,有几个故事还行。

  1. ★★★ 沸腾十五年 : 中国互联网1995-2009 林军

中国互联网发展史。

  1. ★★★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汪曾祺

徐志摩是最初发现沈从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说过,如果没有徐志摩,他就不会成为作家。汪曾祺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沙龙女性”,一个中国的弗吉尼·沃尔芙。现在很多人在谈论“意识流”,看看林徽音的小说,就知道不但外国有,中国也早就有了。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1. ★★★ 老妇还乡 迪伦马特

摘录:book.douban.com/review/

  1. ★★★ 我们 尤金•扎米亚金

三部曲里最早成书的,却是最弱的一环。

  1. ★★★ 圣经的故事 亨德里克・房龙

这出可怕的戏得演到沉痛的结局。我们的阅读已使我们成为看客。

  1. ★★★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对我来说,最孤独的不是故事的开头,还是这句:“奥雷里亚诺,”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1. ★★★ 巨流河 齐邦媛

比较了一下台版和陆版的区别,看的应该是台版。有位豆友评论得好,“守着一座富矿,写成一本流水账”,准确地说,应该是虎头蛇尾。台湾的部分读起来有些乏味,甚至啰嗦。整体有煽情之嫌,典型的例子,“那”字用得极其频繁。

  1. ★★★ 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 许倬云

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一个海岛上四百年的辛苦和艰难,能够做到今天这样,走来不易。只是简史太简,简单到连“美丽岛”“二二八”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讲得语焉不详。

  1. ★★★ 李锐口述往事 李锐(404)

「臧否人物」值得一读。

  1. ★★★ 恋爱中的女人 D.H.劳伦斯

看这两对谈恋爱好累,为什么不让伯金和杰拉德在一起。唯一轻松愉快的可能是他们四个和德国人跳舞那段,让人全然忘记小说的一战背景(小说草拟于1913年,重写杀青于1917年,1920年在美国出版,1921年才在英国出版)。

  1. ★★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

花了三个月断断续续读完,然后才看到方柏林的译后记: “《喧哗与骚动》继承了《尤利西斯》的文学传统,却又大胆创新,比如从一个白痴的视角展开故事的陈述。”“这一年多来,我在孤独和抑郁之中艰难翻译,慢慢校对。翻完此书,感觉元气大伤,决定把翻译这一爱好戒了。” 我承认在阅读的过程中,包括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始终就像是一个白痴。 不过这一刻,我好像如释重负,似乎可以为这种白痴的状态找到一些自我安慰。

  1. ★★ 我们台湾这些年 廖信忠

阅读时感觉像是博文集合,看评论发现果然是天涯网帖。

  1. ★★ 我们台湾这些年2 廖信忠

两本读下来相当失望,二比一看起来更系统,读起来实则像是娱乐八卦政治百科,大概是写给对台湾一无所知的读者。部分用词接地气到烂俗,行文更有讨好大陆市场与当局之嫌。

  1. ★★ 把时间当作朋友 李笑来

长篇鸡汤。

  1. ★★ 韭菜的自我修养 李笑来

厕所读物。

  1. ★★ 夏摩山谷 庆山

跳过了《春宴》读这本,本以为改名庆山和皈依佛门之后的她会有所长进,没想到在小说的造诣上,她甚至连20年前写网络小说的自己都不如,更不必拿《莲花》做对比了。 第二章开始,已经可以一目十行地翻页了。中年女人的玛丽苏剧情让人看得想要呕吐。即便是散文,辞藻的频繁堆砌也会让人渐渐失去耐心。有人说看在佛法禅宗传授的份上——站在这个角度上,小说的情节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亵渎了。 不会再读她的任何作品。

《香港简史》与《香港第一课》笔记

在香港殖民時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説,香港往往接收大批從內地湧入的移民。
早期英國駐港衛戍部隊是以盧比付餉 ,在 1860年代前,盧比是香港廣泛使用的貨幣,在 1864年滙鹽銀行成立之前,大多數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
在 1970年代初以前 ,香港總督都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出任。
到了1960年代,香港警隊的組織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是來自非洲 、馬來亞和巴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
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英圍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學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眾多宗教節日和儀式,以及最現代化的西式建築和2005年開幕的新迪士尼樂園都採用寧可信其有的風水學説。
這裏的殖民統治絕不令宗主國難堪,相較於大多數獨立圍家,香港的經濟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在1843年説,佔領香港「並非為了殖民,而是由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目的」。
即使廣州當局命令香港華人抵抗「外夷」 ,英國首次佔領香港島時完全沒遇抵抗。
1877年一名來訪的英園人抱怨英團軍官虐待華人,「彷彿他們是極低等的動物」,歐籍人對待華裔人力車夫的態度往往十分惡劣粗魯,不把車資交到車夫手上,而是丟在地上,還常常對他們拳打腳踢。
歐亞混血兒「受到雙重猜疑,首先是因為他們擁有與眾不同的身份,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身份,既非此亦非彼,結果被視為不光明正大和投機取巧」。香港的英國人從不把種族通婚視為能促進和諧與穩定的良法。
在1880年代前,立法局議員幾乎全無華人。儘管這個基本憲政架構多年下來有一些小修小改,但在1980年代之前,並沒有經歷重大改變。
直至十九世纪末,政府和歐籍居民愈來愈認為香港華人大多數是罪犯 。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創造專門針對華人的新罪名和懲罰 。
在早期香港的司法,殖民地官員常聲稱法律公正無偏,但事實卻是相反。法院往往先入為主,認定華人被告有罪。
1866 年頒佈的《維多利亞城戶口登記條例》,要求華人家庭和為歐籍人工作的華人僕役登記。1870年頒佈的《十四號條例》,要求所有維多利亞城華人在入夜後須提燈籠上街。1888 年頒佈的《管理華人條例》規定,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和逄年過節外,華人未經總督批准,不得舉行公眾集會,同年頒佈的《歐人住宅區保留條例》規定,城中若干主要地段只可興建西式洋房 。
1899年的《傳召華人條例》 (Summoning of Chinese Ordinance)授懽總登記官「調査和報告任何與新界有關的事情……前提是此事所牽涉及的只有華人」。
1923 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宣稱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 即為香港」。他説,「外人能於七八十年問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圍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
1911年,東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逃避兵煚的難民,學生和商人募款支持起義軍,剪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 (清廷強迫清帝國所有男子像滿人一樣留辮子),愛圍妓女則宣佈捐出一半收入資助革命事業。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面對中圍民族主義日益高漲,英國官員曾經幾次建議交還香港,以表示英國的善意,他們認為英國已不再需要一個殖民地來保持在華的商業利益。
1940年代,在殖民地政府和歐資公司任職的華人,到達某一職級就無法再晉升。雖然歐資公司聘用華人僱員,但幾乎全非高層職位。滙豐銀行的政策是不會讓華人進入董事會。滙豐銀行不贊成其歐籍主管人員娶非英籍女性為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沒有一名銀行主管與華人結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到訪香港的政治學家説 : 「雖然英園人和華人有各自的俱樂部,並且整體上種族之間的交往十分有限,但在印度引致麻煩不斷的種族摩擦,卻不見於香港。他們(華人的優越感很強,完全沒有許多印度人那種神經過敏和自卑感,這些感覺令印度人對於被排除於西方人社會感到忿忿不平和痛苦。」
在1914年,歐籍警員的薪金比本地華鏵或印籍警員高出逾七倍,而到了1939年,低階歐籍警員的待遇幾乎是同級華人警察的八倍 。
在1942年中,殖民地部承認戰後可能須把香港歸還中國。甚至在1945年末,英國外交部中國司司長凱特森(George Kitson)也建議英國交還香港,以達到象徵和實質的目的。
曾把香港稱為「一座荒島」的毛澤東主席,據説在1946年曾向英國記者説,他本人和中园共產黨都對香港不感興趣,只要英圉人不苛待香港華人,他不會讓香港的地位損害中英兩國關係。在1948年11 月,中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向香港政府保證,新的共產黨政府不會找香港麻煩,它甚至容許殖民地政府為國民黨領袖提供庇護。
在1981年前,市政局是唯一有民選議員的議會。有高級官員建議改組行政局,遭到麥理浩否決。
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政府常指本地華人不具備合適的品格、資質、眼界,或對公共事務缺乏興趣,以此為它不願意聘任本地人的藉口。
港督葛量洪在1962年寫道,過去「大部分華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自從共產黨統治中圍後,情況有所改變,現在很少香港華人打算返回這個他們出生的國家,而逐漸成為永久定居香港的市民」。香港人把香港的政治穩定和經濟自由,對照於內地的壓迫和混亂,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因此,在1960和1970年代,更多本地出生的華人開始視香港為家。
1985年的一項調査顯示:五分之三的香港華人視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圍人。
葡萄牙在1974年建議歸還澳門,被中國政府拒絕,許多香港人視之為吉兆,顯示中國可能也不願意收回香港。
在對香港的統治步入尾聲前一直拒絕實行代議政制的英國人,在臨近九七的時候搖身一變,忽然成為民主改革的堅定推動者。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許多居民擁有很高的生活水準。到了1990年代初,香港人均收入更超越英國。
在九七倒數的時候,西方傳媒把香港形容為民主、自由表達和繁榮的堡壘,常常忽略香港長期以來是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殖民地。
直至英治時代的最後歲月,政府高級職位一直是歐籍人的禁臠,理由是華人不具資格或不可信。如顧汝德所言,政治權力「過去一直牢牢掌握在殖民地官員手中。這些官員在這裏語言不通、文化不同, 他們和其他歐籍人是此地的少數民族,但卻純粹因為他們的種族而享有優越的地位和影響力」。
「在英國統治最後十年前,香港立法機關一直沒有直選議席的真正原因,是殖民地文化沾沾自滿,又不信任本地華人。」
1996年1月和5月所做的調査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訪年輕人認為內地人可以信賴,而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圍人。


⼤陆传媒常把⼴东省东江供水香港视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其实深圳和东莞同样要靠东江供⽔水,但广东省对香港收取的水价却是深圳和东莞的5倍。2009年⼴东出现旱灾,香港政府曾提议减少供水以舒缓广东旱情,却被广东省方面拒绝,足以说明广东省视供水为商业交易,谈不上刻意让利。
当香港于1941年被日军占领的时候,人口有一百多万。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时,因为战时不少人返乡避难,香港人口只剩约60万人。然而到了1949年,⼈口总数却暴增至220万。
所谓香港人,主要就是一群因为害怕共产党而逃出中国大陆的人,及其后代。从这句话出发,很多香港人的特质和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以至香港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变得有迹可寻。
到了1970年代初,香港人口已增加至 400万。
当一大批的移民在1950年代来到香港并生⼉育女,形成战后的婴儿潮,那么到了20年后的1970年代,就会有一大批从1950年代起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成年,并投身社会。
除了百万人上街大游行和在马场举行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之外,尚有很多今天意想不到的人物和团体表达支持,例如色情刊物《龙虎豹》也发动义卖支持北京学生。
同期报章又常有各界刊登广告表示支持北京学生,要求官方撤销戒严和解除新闻封锁,当中包括商界领袖如李嘉诚、何鸿燊、郑裕彤、李兆基、郭炳江等,又有政界领袖如曾钰成、唐英年、梁爱诗、⽥北俊和梁锦松,还有后来当上香港行政长官的梁振英。
香港革新会在1982年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有七成市民希望香港在1997年后维持为英国殖民地,一成半 的市民支持改由联合国托管香港,只有4%的市⺠支持被中国收回并受中国管治。
在这种“资本就是爱国”的热潮下,疯狂得就连香港男士到东莞寻求性服务也会自认是爱国行为,还会戏称自己是“救国炮兵团”。
在1990年代的初期,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不信任的市民远远多于信任,数据净值一直徘徊在负30 点。到了1997年末,数据回到大约零点,即信任和不信任的一样多。数据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2008年年初,四川地震至北京奥运前的一段时间。不过数据自此急速下跌,到了2012年后又回复到负数范围。
近年却有研究显示,当社会停滞不前,年轻人分享不到发展成果时,也会走向追求非物质价值。
⾸先,香港人并非全都是中国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即使不是中华⼈民共和国民的外国人也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有十万的外籍人口居留甚至定居,例如不少南亚少数族裔就是连续几代人都在香港生活,却没有入籍成为中国公民,拿的仍然是南亚各国的护照。即使《基本法》第67条也尊重这个客观现实,容许一定比例的非中国公民和持外国居留权人士成为立法会议员。
调查显示在1997年8月,共有19%的受访者认为自⼰是中国人;到了2008年6月,也就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和北京奥运开始前的时间,比例上升至39%,上升超过一倍。
按照《基本法》,除了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香港的法官没有国籍限制。
如果香港有一个充分的民主制度,大可透过行政长官普选去决定社会要走的方向。当行政长官未能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市民便转向靠立法会议员来表达不满。当立法会也未能有效运作,市民便唯有通过司法覆核等方式请求司法机构主持公道。到了连司法机构也失去其应有地位,是否就代表社会不会再有争议?当然不是。相反,当争议无法在制度内得到有效处理,便会在制度外寻求出口,形成更难解决的社会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2017年所做的调查,只有11.4%的受访者支持香港于2047年后独立,表示反对的却有 60.2%,可见港独即使作为一个假设选项也没有多大的支持度。⽀持届时继续⼀一国两制的,则有71.2%,明显是社会主流。不过,在同一调查当中,有62.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回归后整体社会状况”变差。
今天的中国,浮游着一种唯经济、唯发展、唯技术、唯实力的决定论,以为它们可解决一切问题。然而香港的经历说明,这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终有一天会到达瓶颈。当社会流动开始减慢,当各种问题已不能再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甚至是上面提出的系统性败坏。

读书笔记:《自由及其背叛》

如编者前言所述,50年前,本书收录了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

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

彼时的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而他的学生,约翰·巴罗写道: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

对我而言,这虽然只是一本伯林的入门书,而且薄到只用了六个小时我便读完,但即便如此,它又并非我一时半刻可以消化的,阅读可以囫囵吞枣,理解显然不行。我几乎不怎么读哲学书,所以在被“种草”了这本之后,以及开始阅读之前,已经开始急不可待地想要看看各个哲学大师哪个最合自己的口味。又或者说,这样的好奇心,完全来源于自己对于当下国家或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惑,大到政策,小到现象,我确实期待可以从这本政治哲学类的书籍里找到来源或者答案。

现在我已经读完,在写这篇笔记的这一刻,我不得不说,自己并没有找到那个所谓的答案。即便是要我从这六位大师里找一个略合自己口味甚至不那么反感的,我也觉得困难。在之前的群组讨论中,有同学表示,可能你通篇看下来,只会略微赞同爱尔维修的观点。可是在我看爱尔维修的时候,当我读到“他自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牛顿”和他引述伏尔泰说“如果大众开始推理了,我们可就遇到麻烦了”以及“人民就是老牛,他们需要的是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饲料”时,我的确感到愤怒而且失望,包括下面这样反智的言论:

“应该怎样组织美好的新社会?当然它不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们通常很愚蠢而且经常很邪恶,而且,我们都知道,要是我们被公共舆论所左右的话,我们很少能做成什么事,因为人们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了,一旦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人类是被解放的奴隶,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他们必须得到受启蒙的领导人,受启蒙的人类社会的管理者的引导。”

它几乎和今天某些国家的宣传如出一辙。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这些发明或者提出反智理论的大师又是聪明绝顶的不是么,当你看到卢梭对于文艺和科学、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批判,包括他的思想继承人尼采、D.H.劳伦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你看到费希特宣扬“自律即自由”“反抗自然是愚蠢之举”的阿Q精神;当你看到黑格尔对于暴力行为必要性的赞同(他的名言:不用薰衣草香水就治不好坏疽)以及他将善与成功划等号;当你看到圣西门对于计划经济的大肆鼓吹和对于自由的公开反对(他是18世纪诸如公民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口号最有力的攻击者之一);当你看到麦斯特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时……

这一切的一切,又会让你想到什么。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感激以赛亚·伯林,是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些“预言家”般大师的理论。而伯林本人,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其对极权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人性抱有的乐观态度,成为了世界各地自由主义者心中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

阅读的同时,我也摘录了书中的精华部分,供各位管中窥豹。不过我个人仍然认为,这本书是需要也值得多读几遍的。


◆ 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这条原则,因而自认为是一门伟大新科学的创立者,借助于这门科学,他最终平息了这场道德和政治大混乱。简言之,他自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牛顿。

当一个人在思考道德科学性质的时候[当然他也用道德科学表示政治学],实在无法回避这一结论,即,由于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依赖观察事实,它们应当遵循同样的方法,具有一套同样准确和精密的语言,从而达到同样程度的确定性。假如有一个与我们人类迥异的物种,他着手研究我们,他就会发现,这两项研究没有区别,他考察人类社会就像我们考察蜜蜂的社会和海狸的社会一样。

我赋予你们感受力。单凭借这一点,你们这些盲从于我的意志的工具,是无法摸透我的目的的,你们一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履行我的目的的。我让你们痛苦,让你们快乐;痛苦和快乐将守卫你们的思想和行动,激发你们的恶感、友情、伤感、快乐,燃起你们的欲望、恐惧、希望之火,向你们显示真理,让你们犯错误,使你们产生形形色色的荒唐的道德和司法制度之后,将来有一天再向你们揭露一些简单的原则,道德世界的秩序和幸福取决于这些简单原则的发展。
难道这不是对功利主义原则最早的清晰阐述吗?
根据这一原则,人类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快乐,人类唯一想避免的便是痛苦。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少数人用以对付多数人的一个阴谋早就被策划出来,而且延续不断。因为,不这么办,极少数人就无法让大多数人臣服。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美德、真理的权利。这三种事物是并行不悖的,阻碍人们追求这三件事物的是:其他人的鬼蜮伎俩,他们自己的软弱天性、他们的蒙昧无知,还有这种可治疗的思想疾病。因此,哲学家的首要义务便是,利用一种社会卫生学去治疗这些很容易治好的疾病。

伦理学是一门技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已经给出。要是你发出疑问:“我们为何应当如此行事?”答案是:“天性使然,我们舍此别无他途。”

应该怎样组织美好的新社会?当然它不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们通常很愚蠢而且经常很邪恶,而且,我们都知道,要是我们被公共舆论所左右的话,我们很少能做成什么事,因为人们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了,一旦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人类是被解放的奴隶,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他们必须得到受启蒙的领导人,受启蒙的人类社会的管理者的引导。

伏尔泰说,“如果大众开始推理了,我们可就遇到麻烦了”;他还说,“人民就是老牛,他们需要的是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饲料。”在《大百科全书》中,也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伟大的自由主义百科全书里——当时最进步的文献,巴黎教会的审查给编者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民众”这个条目之下,有这样一段话:“在思想问题上,[大众]的意见里充满了恶意、愚蠢、野蛮、任性、偏见……它无知又愚蠢……在道德问题上要对它多加小心:它做不出高尚或坚强之举……在它眼里,英雄主义就是疯狂。”对于一些凭空想像、没经过准确核实的东西,例如中国的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派却大加赞扬: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官员本身就很明智,他们不听从群众的意见,而是通过制定法律逐渐把他们引向一种更幸福、更自由和更文明的存在状态,这些法律是群众理解不了的,但是这些法律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沿着良好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走向他们自身的幸福。

爱尔维修固守的一条原则是,教育和法律是万能的。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之所以说它消失了,乃是因为,作恶的自由消失了,因为现在每个人只能做善事。我们已经像动物那样,被训练得只能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如果它包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什么都可以做的自由,甚至能够选择毁坏我们自身的自由,假如我们愿意的话——那种自由逐渐被成功的教育铲除。

实际上,这个信条依据的是逻辑和几何学的一个虚假类比。正如在逻辑学和几何学中那样,某一真实的命题不可能与其他真实命题格格不入,同样,在道德世界里,没有哪一种价值与其他价值相冲突,如果说道德世界是一种和谐状态,关于这种和谐状态存在一门科学的话,孔多塞能够非常明确地说,“自然用一条无法挣断的锁链,将真理、幸福和美德绑在了一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谁,只要他彻底了解真理,他也就有了美德和幸福。科学家认识真理,因此,科学家具有美德,因而,既然科学家能够让我们幸福,我们就让科学家掌管一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由科学家管理的世界,因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名智者,成为一名科学家,成为一名有德性的人,最终是一回事儿。

◆ 卢梭

那么,卢梭又往这个主题里增添了什么新东西?有人可能会说,他在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权威之间进行了调和。

在政治思想上,人们最熟悉和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如下问题:“怎样才能协调”人类争取自由的愿望与权威的需要?显然,在所有政治哲学家看来,个体向往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想为所欲为,不受他人的羁绊,不愿意受别人强制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受强制这种自由是人们随时准备去捍卫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价值,这一目的的实现,是过上大多数人想过上的那种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卢梭宣称,“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人的资格,就是摒弃人的权利,甚至摒弃人的义务……这种放弃与人的天性格格不入。”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卖身为奴,因为他一旦成为奴隶,他就不再是一个人,因此他失去了权利,也不承担义务,而且一个人不能取消自身,他不能去做出让自己无法进一步有所作为的行为。这样做就是道德自杀,而自杀可不是人应当采取的行动——“死亡可不是生命中的事情”。因此,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不可以调和或妥协的:不允许你失去丝毫的自由,更别说是失去更多的自由;不许你拿这么多自由去换取这么多安全,不许你用这么多自由去换取这么多幸福。你放弃“一点点”自由就等于向死亡走了一小步,丧失了“一点点”人性;卢梭以最大的热忱所持守的信条,也就是他最为雄辩有力去捍卫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人刚正不阿这种观念,人类最严重的罪行,不是人天生就有的罪恶,而是丧失人性、贬低人格和剥削人。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给出了举世闻名的答案,即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这条名闻遐迩的公式,虽然现在还能够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但仍然像过去那样隐晦不明和神秘莫测。卢梭喜欢悖论,不过作为一名思想家,他的怪异之处可不只是悖论,而是要深刻得多。显然,自由与道德权威的对立造成的困境深深地困扰着他,进退维谷。突然他想出了美妙的解决办法。

卢梭的答案是,说到底,自由表现在人想得到某些事物,而且不想受到阻拦。那么,他们想得到什么呢?我想得到的一定是对我有利的东西——它本身就会满足我的天性。当然了,如果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有利,那么当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时,我就会很难受,因为它根本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因此,只有那些不仅想要某些事物,而且知道什么东西会满足自己的人才是自由的。

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满足自己,那么他就具有了理性;理性帮助人们解决如下问题:“要让我——也就是我的天性——完全得到满足,我应当去寻求什么?”在一位有理性的人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位有理性的人看来也是正确的,正像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情形一样,一位科学家发现是正确的事物,同样被其他科学家接受;所以说,如果你从正确的前提出发,使用正确的规则,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得出你的结论,你就会确定,如果其他人有理性的话,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样一来,他的自然人观念与他尤为厌恶和痛恨的那种人形成了理想化的对立。他不光谴责富人和权贵——虽说他是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但他厌恶艺文和科学;他不喜欢任何一种复杂的形式、任何一种精致的形式、任何一种过分讲究的形式。他第一个直言不讳地说,好人不仅仅是质朴的人或穷人——这是许多基督教思想家特有的情感。他进一步认为,粗糙胜过精细,野蛮胜过驯服,骚动胜过平静。卢梭切齿痛恨一些小集团、小圈子和小帮派;他最痛恨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聪明为骄傲,他痛恨专家,他们自视高人一等。

包括尼采本人在内,都是卢梭的嫡传。

卢梭饱受磨难和苦恼的性格使他带着憎恨的眼光去看待巴黎的狄德罗、达朗贝尔和爱尔维修等人,在他眼里,这些人都是一些过分讲究、老练世故和矫揉造作之徒,他们无法理解在脱离故土的真正自然人心灵中肆虐的那些阴暗的情感、那些深刻和令人苦恼的感觉。在他看来,自然人带有一种深刻的本能智慧,完全不同于城里人的腐败世故。

卢梭是历史上最伟大而好斗的低俗之士,是一种天才型的弃儿;像卡莱尔,还有在某种意义上的尼采,当然还有D.H.劳伦斯和邓南遮等人物,以及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类以造反起家的小资产阶级,都是他的思想继承人。

如果能够促使他们遵守规则,那么他们将会向往规则,这不光是因为规则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喜欢规则。假如你发出疑问,一个人怎么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戴着枷锁,你会说:“假如枷锁不是强加给他的,那会怎样?假如束缚他的枷锁不是来自某种外力,那会怎样?假如这副枷锁是他本人自动选择的,因为这种选择是他天性的表现,是他作为一种内在的理想,由内心当中生发出来的,那又会怎样?假如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首选之物,那么这副枷锁就不再是枷锁了。”

一个自我禁锢的人不是囚徒。所以卢梭说:“人天生是自由的,然而他处处受枷锁的束缚。”什么样的枷锁?如果它们是习俗的枷锁,如果它们是暴君的枷锁,如果它们是那些想利用你达到他们自己目的人的枷锁,那么这些枷锁的确是枷锁,那么,你必须抗争,你必须奋斗,在争取个人自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清除任何障碍。不过,假如这副枷锁是你自己制造的,假如这副枷锁只是你自己用内在的理性制定的规则,或者在你过简朴的生活之时,因天恩眷顾而产生,或者由于良知的声音,或者由于上帝的声音,或者由于自然的声音(这些都被卢梭当成一回事儿)而产生;假如这副枷锁只是应当遵守的规则,是你内在的天性最自由、最有力、最有自发性的表现,那么,这副枷锁就不再束缚你了——因为自我控制并不是控制。自我控制是自由。就这样,卢梭逐渐向这样一种独特观念靠拢,即,人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人们要以国家用暴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将彼此联系起来。

最早的枷锁是暴君过去用来强迫你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某种强制形式,诗人们怀着恶意用他们的花环去打扮的正是这种东西;这正是那些谄媚、寡廉鲜耻的作家们向纯粹的暴力、纯粹的权威献媚取宠来加以掩饰的东西。但是人们向往的东西与此大不相同。人们向往的东西是——我再次引用卢梭的话——“使每一个个体及其所有权利服从于整个社会”。如果是你让你自己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那么怎么能说你没有自由呢?因为有谁强迫你这样做了?不是X也不是Y,不是这种制度,也不是那种制度,强制你的正是国家。但国家是什么东西?国家就是你以及和你相似的其他人,你们都在寻求你们共同的福祉。

在卢梭看来,确实存在一种共同的福祉,因为,如果不存在与个体的福祉没有矛盾的全社会共同福祉之类的东西,那么,提出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作为一个紧密的群体,我们该怎么办?这些提问毫无意义,而且显然是荒谬的。

结果,卢梭发展了公意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始于无害的契约观念,说到底,契约是一种半商业性行为,完全是一种自愿结成的许诺,最后也是可以废除的,它是团结一致、打算做一些给他们带来共同幸福的事情的人类发出的行为;但它依旧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它要给人们带来共同的苦难,就可能被放弃。这就是它的起源;个体们想保持个体性和追求自身福祉,社会契约是他们完全自愿发出的行为,从这种社会契约观念,卢梭逐渐转向公意这一观念,公意差不多是一个庞大的、超个人的实体的拟人化意愿,这个实体被称为“国家”

我不仅把我自己当成了主宰自身行动的权威,也当成了主宰别人行动的权威。这就是卢梭有名的警句——社会有权强迫人们获取自由——的含义。

强迫一个人获得自由就是强迫他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一个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的人是自由的;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合理的目的。如果他想得到的不是一种合理的目的,他就不是真正想得到什么东西;假如他并不想得到一个合理的目的,那么他想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虚假的自由。我强迫他去做某些将会让他高兴的事情。假如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自我,他就会对我心存感激:这就是他著名学说的思想核心,在卢梭之后,西方的独裁者们无不利用这一恐怖悖论来证实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用的都是这种很相同的论证方法,他们说,人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因此我们替代他们、代表他们争取那种东西。

对于一个更喜欢狂放不羁、无法无天、自发性的自由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会是令人讨厌的,除非做出行动的是他本人;他喜欢这种自由的程度可能超过最大程度的幸福,假如那种幸福产生于这一事实:不是根据他本人的意志,而是根据高高在上的某位专家的意志、某位管理者、以固定模式组织社会的筹划者的意志,将他整合到一个人为的制度之中。

弊端体现在,卢梭的确参与制造了真正的自我这个神话,打着真正的自我这个旗号,我就可以去强制别人。毫无疑问,所有审判人员、所有大的宗教机构,都试图证实他们强制行为的正确性,而他们的强制行为,在某些人看来,不管怎么说,都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不过他们至少运用了超自然的支持力量去捍卫自身。

在有史以来所有思想家中,卢梭是这个大倒错的罪魁祸首。这个大倒错在19和20世纪造成的种种后果无须详说,这些后果如今还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意义上,如下说法一点也不矛盾:卢梭自称是有史以来最激越和最强烈地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他试图摆脱一切束缚,摆脱教育、世故、文化、传统、科学、艺术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限制,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怎么说都冒犯了他,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然权利——尽管如此,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最险恶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

◆ 费希特

费希特总是在说,自由是他唯一倾心关注的主题。“我的体系,从头到尾,只是对自由这个概念的分析……中间没有掺进任何其他成分。”接着,他坚持说,他的学说非常晦涩,他所使用的语言普通人理解不了,他借此警告读者(非常明确地警告),理解他在灵感迸发之际发表的言论,需要经过一种特殊的转换、变形或阐释。

[费希特宣称]由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很一般,他们绝对理解不了我们的哲学理论,因为它谈论的对象不是为他们而存在;他们不具备一种特殊能力,让这个对象本身为这种能力而存在,因这种能力而存在。这就好像跟先天性的盲人谈话;这些盲人只能通过触觉来了解事物及其关系,可你却跟他们说颜色以及颜色之间的关系。

这正是公元一世纪的思想状态,当时罗马的斯多噶派,实际上还有早期的基督徒,在鼓吹的大道理。事实上,这种思想状态在18世纪的德国人身上显得尤其生动。有许多东西是我想要的,但环境不允许我得到。那好,我必须保护自己以对抗这个外在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收缩容易受到这些灾祸侵袭的领域。我不会奋力向前积极争取自己得不到的东西,那只会招致失败和毁灭,我必须实行战略性撤退。我必须躲到暴君和厄运够不到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过多暴露自己,没有受这些不利因素的严重影响,或许我会更安全。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受侵扰的内心生活的学说产生的部分心理以及实际的社会原因。我试图将自我收缩到私人世界当中。我心中暗想,“暴君想剥夺我一切进步的机会,暴君想毁掉我的物质力量;那好,就让他们这么干吧——这些东西并不重要。

在17和18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以及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看来(按照他们的说法,人只不过是分子的集合,这些分子与自然界中其他物体相似),反抗自然是愚蠢之举,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宇宙的物质规律和物理特性,无论我们发现它多么具有压迫性。而且这样做也是没有出路的。

有两个敌人我必须避开。一个敌人是支配事物的无情的物质规律,另一个是邪恶小人的专断的意志力量(will-power)、命运的无常变幻以及不幸的环境。我躲避它们的办法是,利用一种酸葡萄原理,我愿意把它说成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非常宏大的酸葡萄原理。我说,假如我得不到这些东西,那我就不想得到它们。如果我只能泯灭我内心的欲望,那么,即使没有得到满足,也不会让我感到恼恨。

简而言之,这种原理说的是,一个得到满足的欲望和一个被泯灭的欲望,结果竟是一回事。但这必然会产生许多悖论。如果一个人有40种欲望,而只有10种得到满足,或者说假如他只有两种欲望,而且都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哪种情况下感到更幸福?如果自由意味着为所欲为,那么,一个想得少因而做得也少的人,与一个想得较多、然而做到的比想到的少得多的人相比,难道不更幸福——更自由吗?

又是卢梭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向往他能够做到的,做他所向往的事情”。如果我向往的东西很少,相应地,我从中受到的挫折的空间也较小。如果这种观点被推向极端,它几乎可以导致自杀性的结论——不折不扣的自杀式的结论。我的大腿疼痛。有两种治疗办法:一种是求医,另一种是截腿。暴君压迫我。有两种办法对付他:杀死暴君;或者是,使自己免受他的打击,不要去想他,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他肆意妄为的时候,可能从我手里抢东西,由他去好了,我根本不想保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自由的。因而,康德说,宇宙中最神圣的东西,唯一完全是善的东西,便是善良意志,也就是说自由的、道德的、精神的内在自我。

这个声音发出指令、训谕,鼓吹我必须遵守的理想。它指挥、命令并告诉我如何行事,如何发布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这并不是说某件事情是实情。在外部世界寻找道德目标是徒劳无用的。道德目标不是事物;道德目标不是事物的状态。它们是命令或指令,而指令无所谓真假,不是凭观察就能发现的东西。指令可能有对有错,可能有深有浅,可能是邪恶也可能是正义的,它们可能容易理解也可能不易理解,但它们不描述任何实物。它们命令,它们吩咐,它们刺激。

这是欧洲意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道德不再被看做利用发现道德事实的特殊才能可以发现的事实的集合,就像从柏拉图以来直到当代许多哲学家所信以为真的那样;相反,道德是命令的结果,因而是不可能被发现的。它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是人为制造的,而不是找到的。

自律正相反。自律意味着你只管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你的意志;你在行动,在主动行动,而不是被动受影响。

自律意味着成功地自动脱离敌对力量或盲目力量,或无论怎样我本人也无法负责的力量活动的领域,例如物理定律或暴君的奇思怪想活动的领域。自律,即真正的自由,向我本人发布命令,随心所欲行事的我服从这些命令。自由便是服从自己给自己下的指令。这就是卢梭的道德自由概念,而且它也是康德的自由概念。

这种观点造成的某些后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第一个直接影响是一种清静无为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应当推动的只是他自身内在的、合乎道德的自我保护,如果唯一重要的是动机,如果一个人只需为他个人的人格正直负责,即,他应当诚实不欺,不管怎样他都不应当去欺诈,无论外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的、空间中物质性物体所在领域)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不应侵犯道德活动的领地。事实上,这就是费希特的早期想法。

费希特坚持认为,个体必须是绝对自由的,“我完全是自己的创造物”,他如是说:“我不因为我不得不接受而去接受自然为我提供的法则,我之所以相信它,是因为我愿意。”他说,重要的不是das Gegebene[给定之物](被给出的东西),而是dasAufgegebene[受托之物](强加给我的东西,我的义务,规定的东西,我的部分使命)。

费希特宣布,这条规律不是来自事实领域,而是来自我们自身,来自纯粹、原初的自我,他说,它正在根据我的思想和目的,创造、塑造和形成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因为只有在那时候,我才是它们的主人,而它们必须为我服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浪漫主义观念: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正直和奉献。

他们是创制事物的能工巧匠:他们不是传教士,他们不是先知,他们是供应者。有人提供桌子,有人供应交响乐;如果交响乐是优秀作品,假如它们还是天才之作,那么它们的作者就会受到景仰,而且应当受到景仰。

到了19世纪,艺术家成了英雄人物,反抗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行动。反抗权贵、富人、奸邪之辈、市侩庸人,(如果需要的话——卢梭早年猛烈抨击的就是这些人,步他后尘的卡莱尔、尼采和D.H.劳伦斯也是如此)还反抗枯燥乏味、吹毛求疵和心胸狭窄的知识分子。你反抗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出自己的话,保持一份自主,以免受到并非由你本人的内在自我产生的事物或环境的支配、引导和限制。

费希特开始倾向一种神学式的自我观;他说,真正的、自由的自我不是包裹在身体之内而且处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之内的经验性自我,它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个自我,它是一个超级自我,它是一个较大的、神圣的自我,费希特现在逐渐开始把它与自然、上帝、历史、民族相等同。

费希特从孤立的个体观念出发,孤立的个体实现自然或暴君无法企及的某种内在的理想,费希特逐渐采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个体本身什么也不是,人离开社会什么也不是,人离开群体什么也不是,人几乎不存在。

美国哲学家乔塞亚·罗伊斯曾经非常精彩地诠释了费希特的思想:“世界是……内在的生活所梦想出来的诗歌。”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精神不相同,我们的世界也确实不相同。作曲家、银行家、抢劫者的确创造了他们各自的世界。

思想先于行动,正如闪电先于雷鸣。德国的雷鸣是德国式的,它不是匆忙而至,它在低沉的轰隆声中缓慢到来;但它最终会到来,一旦你听到它轰轰的响声,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什么东西这样响过,你就应该知道,德国的雷电已经击中目标。这个声音一响,老鹰的尸体就会从天而降,最遥远的非洲沙漠里的狮子……去找最安全的地方藏身。德国上演的一出戏与法国大革命截然相反,它像是一首平和宁静的田园诗。

◆ 黑格尔

他系统地阐述了这个观点,宇宙实际上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世界精神类似于个体的精神,只不过它涵盖和等同于整个宇宙。如果你能够将宇宙想象成一种有灵魂的实体,在具有灵魂方面,它大致与拥有灵魂、意图、目的、意志的个体相同,只不过它的意义无疑要更大一些,那么,你就可以问“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它们这样发生,乃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具有目的、意图和方向的庞大精神运动的一部分,就像人类具有目的、意图和方向一样。我们是怎么认识那个方向的呢?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无限整体的有限元素,而无限的整体,就集体而言,具有某种目的和某种方向性。

这个过程不是持续性的,而是跳跃式运动。首先,这股力量与它的对立面关系趋于紧张,然后就出现了高潮和跳跃,人类思维——不仅仅是人类思维,而是整个宇宙——的巨大跨越到达了一个新水平,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接下来整个过程重新开始;新的创造被它自身内在的反对力量蚕食,直到这种紧张关系再次发展到顶峰,产生下一次飞跃。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对断裂(discontinuities)和悲剧的解释。

生活的悲剧就处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不过,除非存在以下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冲突、一种艺术形式与另一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冲突、一场文化运动与另一场文化运动之间的冲突,否则就不存在运动;除非存在摩擦和冲突,否则只有死亡。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冲突正是发展、成长和事物发生的症候,生活的激流冲刷先前体验的外壳,矛盾从中迸发而出,从而将外壳降格为零星的经验构成的渣滓堆、零星的历史堆积而成的渣滓堆,与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打交道的是已逝的过去,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被打发到已逝的过去。

有时候,这种发展是以国家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有时候,某些个体的英雄人物作为这些跨越的化身而出现——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当然,这些个体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当然,他们给世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这是任何进步所不可避免的后果。除非有矛盾冲突,否则就不可能有进步。

可以说,就自然的目的、自然的意图而言,你与自然“同一”。这种统一,这种与宇宙同一的现象,一直是所有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家所追求的目标。黑格尔以生硬的、晦涩的和偶尔庄重的语言阐述了这种观念。他从中得出了那有名的悖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可。

政治学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正如生活中、形而上学和道德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之中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是:如果我彻底被决定,如果一个全知全能的旁观者能够预见到我的每一个行动,那怎么能说我是自由的呢?如果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作所为,都能够由某一个了解所有事实和了解支配它们的一切规律的人作出解释,那么,说我能够为所欲为还有什么意义?

黑格尔非常赞同暴力行为的必要性,而历史上比较拘谨的道德家对暴力行为持有谴责态度。黑格尔说:“不用薰衣草香水就治不好坏疽。”进步是英雄们的工作;他们都是超越传统道德的英雄,因为他们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精神,他们占据的水准是如此之高,落脚处是如此伟岸,普通人很难看到这么高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利用的“不是平静的、长期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而是水流隐蔽的一泓泉水,……而是依然潜藏在表层之下的一股内在精神”。因此,常见的美德在此并不适用。

一股漫无边际的思绪,一股不可遏抑的力量,一股用它强有力的拳头碾碎人和事的霸气。这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历史观念。

人们对此有何评说?人们只能说,这种莫名其妙地将善和成功相等同的行为正是普通人所反对的。它不是我们所说的善和正当。如果你最终获胜,如果今天的殉道者是明天的英雄、立法者和独裁者,黑格尔就不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不过,他认为,在终极的、广义的、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善与成功是等同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这种对成功的崇拜,违背了我们通常持有的道德情感。

在黑格尔的眼里,有一场宏大的、首尾一贯的历史奇观,他可以用它来识别他本人对他所认为的真正价值的崇拜。在他看来,真正的价值即是那些行之有效的事物;历史是一支大部队,沿着广阔大路向前行进,一切未实现的可能,所有殉道者和空想家,都被彻底消灭;道德实际上是向事实低头的一种特定形式。

黑格尔的实际错误在于,他认定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一种自我创造的艺术品,因此这种半生物性的、半音乐性的术语适合描述它。结果,他强加给人类许许多多错误的观点,例如,价值等同于事实,善的就是成功的。所有道德敏感的人,无论早于他很长时间的前人还是后人,都反对这些观点,而且他们的反对是正确的。

但那不是我们说的自由:也许它是一种智慧、理解、忠诚、神圣的形式。自由的本质一直在于根据你选择的意愿去选择的能力,因为你愿意像这样进行选择,不受强制,不受胁迫,没有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所吞噬;为了你的信念而正确地抵制、不怕得罪人、挺身而出,做这一切只因为它们是你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任何种类的自由,甚至没有对自由的幻想。

◆ 圣西门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妄自尊大、以弥赛亚自许的人物层出不穷,如果读一读卢梭的著作,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虽说他认为已经有人先他一步,但只有他被赐予了终极的认识能力。读费希特,你也会有类似印象:你感觉他是在说,路德自然重要,基督自然重要,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自然重要,然而,最终的启迪只能来自他本人——向人类打开那一扇扇已经被先前的思想家撬开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大门,是他的使命,他为此而献身,将这些大门一劳永逸地猛然推开,是他的特权。读黑格尔,你也会有完全相同的印象,黑格尔感觉到,他对前人的所有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彻底综合,最后综合在一个庞大和谐的结构中,这个结构最终是人类一切智慧、一切知识的总和,这样一来,在他之后,他的门徒也好,所有的人类也好,他们只需算出结果然后加以应用。

简言之,他是历史上严肃关注经济因素的第一人。此外,只要谈到有计划的社会,谈到计划经济,谈到技术专家治国论,谈到法国人所说的统制经济(dirigisme),反自由放任;只要有新政;只要有倾向于某种理性的工业组织方式和商业,倾向于用科学为社会谋福利,总的说来,倾向于我们现已逐渐与有计划的国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国家联系起来的一切事实——只要有这类言论,这些随便散播的观念,最早都可以在圣西门未完全出版的手稿中看到启示。

还有,是圣西门而不是别人发明了精英治理社会这种观念,他采用了双重道德标准。当然这种观念在柏拉图以及其他思想家那里就露出端倪,但圣西门差不多是第一位站出来发表如下见解的思想家,他认为,让那些了解科技需要和当前科技种种可能性的精英人物来管理社会,而不是由民主来管理社会,这是很重要的;由于人类当中大部人蠢不堪言,由于他们主要受情感的支配,因此,启蒙精英的任务是,对自己奉行一套道德,而用另一套道德去反哺他们治下的臣属。

这样一来,我们听到许多双重道德观念,例如阿尔都斯·赫胥黎或奥威尔笔下的邪恶乌托邦,其根源在于圣西门的那种闪着金光的、乐观的看法,圣西门本人可不认为这种双重标准不道德或很危险,他倒是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进步途径,唯一的将人类导向天堂大门的途径,与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这么做最值得,而且即将到达天堂的大门——如果听从他的看法的话。

他是18世纪诸如公民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口号最有力的攻击者之一。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几乎同出一辙,可是,圣西门并没有说马克思所说的话,即,一切思想观念都受分配或生产状况,受经济因素的支配。

他认为,发明,尤其是阶级,既是思想的产物,也是科技进化本身的产物。例如,他认为,奴隶制这一观念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奴隶替他们工作,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类似地,废除奴隶制也不完全是经济环境造成压力的结果——因为使用奴隶已经很不划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解释——而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

从这一点出发,他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将历史理解成人类为满足各种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进化过程,正因为这个原因,需要不同,满足也就不同。因此,18世纪愿意给中世纪或更早时期作出教条式的判断,称它们为黑暗、无知、偏见、迷信充斥的时代,空无一物的时代,与18世纪降临的理性主义曙光相比的确不足称道和令人生厌——这彻头彻尾是一种无视历史和毫无根据的看法。

凡事必须根据其历史背景进行判断:这一点圣西门说得比赫尔德清楚。我们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黑暗。在中世纪,人们的需要与我们不相同,对于一个时代是应当肯定还是否定,它应当受赞扬还是责备,认为它伟大还是渺小,进步还是反动,要根据它是否满足当时的需要这条标准来判断,而不应根据与那个时代大相径庭、后世的需要来判断。

圣西门说:我们总听到这种进步观念,但我们知道的进步是什么?使18世纪胜过17世纪,17世纪胜过16世纪,16世纪胜过15世纪的这种势不可挡的进步是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人们从自然中学到了东西,因为人们使用了理性,还有,为了共同的善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他说,这些说法都很含糊,我们不知道人们用理性指什么,用自然指什么。他说,且让我为你们提供一些标准吧,它们比较具体,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正确地书写历史。他真是言必信、行必果。他罗列了四条标准,每一条都蛮有趣。第一条标准是:进步的社会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绝大多数人需要的社会。只要做到这一点,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就是进步的,这是圣西门始终坚持的重要理念。

这是一种很熟悉的新封建主义。

共产主义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个伟大的说法——“各尽所能”——来自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另外,当斯大林说,艺术家(例如小说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做事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纯粹为了追求形式,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塑造和影响人类,这就是一种圣西门主义思想。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是工程师,无论是无生命物质的工程师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不可能遇到许多过时的、无法理喻的形而上的信条来阻碍我们。因此,圣西门设计出反民主的方案,因为靠民主做不成任何事情;伟大的计划无法完成,除非有理解他们所在时代的明智之士,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能够像专家那样做事,因为只有专家才能将事情办好。

只有专家才能将任何事情办好,专家永远不应被推翻;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家,其后果是流血、混乱,还有人类可怕的倒退。

同样,自由也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口号。自由总是混乱无序;自由总是某种消极的东西,用以反抗外来的压迫。可是,在一个先进的政权之下,一切都是进步的,没有压迫,也就没有要抵制的东西,就无需使用大槌子了。自由总是一种爆破的炸药;可是,在一个建设性时期,在一个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时期,炸药派不上用场——无论如何不能用于那种目的。所以他大声疾呼的都是自由如何危险、必须加以镇压之类的话。

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庞大的新封建等级制观念,银行家处在等级阶梯的顶端,工业家的位置偏下,再往下是工程师和技术员,然后是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每一个有想象力的、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在这个等级制阶梯上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庞大的、新的封建政权下,一切都是严格遵循秩序来安排的。这就是取得进步的办法,这就是军队行进的办法,在圣西门看来,我们就是一支部队,整个历史就是一支部队,他或多或少这样称呼。

同样,他激烈地反对平等,他认为平等是受压迫的大众发出的十分愚蠢的呼吁,它与理性的政府安排的世界无关。我们要管理的不是人而是事。管理事物即意味着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正当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用最佳的——最有效的办法去满足各种愿望。

人民想得到的不是议会、自由和权利。这些东西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的东西。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这种对于面包、靴子而不是对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号的大声呼吁,已经成为所有强硬的左翼政党主要重复的老调。这个多少散发着邪恶气息的语调,可能也会追溯到温文尔雅、博爱仁慈、道德高尚的圣西门。

◆ 迈斯特

在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光里,他一直为撒丁国王效力,持节俄国,出入圣彼得堡的宫廷。他之所以让人们畏惧,乃是因为,他想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

爱弥尔·法盖也许是19世纪法国对迈斯特最精确和最无偏见的批评家。他称迈斯特为“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

迈斯特主要反对这种臆断:理性对事物有支配作用。借助于理性管理人或做事,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说,你真的认为人类的伟大制度都是合理的建构吗?记住,制度的职责是树立自己的权威性。政府的职责在于管理。每一个社会都得有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府都得有这种统治权。每一种统治权都得包含一个一贯正确的原则,唯一绝对一贯正确的东西就是上帝之言。人类制作的一切东西,都可能被人类毁坏。人类建造的一切都可能被人类摧毁。

他说,卢梭先生告诉我们,奇怪的是,生来自由的人,却处处受束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疯狂的声明——人天生是自由的——与事实完全相反。”法盖有一句精彩的隽语涵纳了迈斯特对卢梭的反应:他说,卢梭的断言就好像有人要说,多么奇怪,天生是食肉动物的绵羊,却到处啃草。迈斯特嘲笑百科全书学派以自然的名义去给那提供一切、解释一切的实体抬高身价。

迈斯特强调历史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他对人类向善的能力估计很低,他还相信,生活的本质是强烈渴望受难、牺牲和放弃(权利)。如果在此之外再加上迈斯特的如下信仰:要不是少数热忱的统治者压制软弱的绝大多数,坚决反对各种诱惑,以免沉溺于各种人道主义之中,否则统治就无法进行下去,那么,我们就逐渐接近现代集权主义了。可以让伏尔泰揭露自由主义的妄想,可以让迈斯特提供灵丹妙药治疗荒凉、空旷世界带来的后果。

迈斯特说:“主权在民的原则很危险,即使它有真理性,还是有必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说,圣西门的活没有太大的矛盾。

迈斯特强调传统、过去、无意识、未知的力量,而不强调民众心灵和蔼可亲的想像特性,相反,他强调权威的稳定、永恒和颠扑不破;权威属于模糊的半意识的记忆、传统和忠诚,他强调各种制度的强制力量,尤其是在超自然因素方面。他极为强调如下事实,即,只有在令人畏惧的情况下,绝对的统治才能成功,他恐惧和厌恶科学,就是因为它倾泻了太多的光明,从而破除了神秘、黑暗,而黑暗本身抵制怀疑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