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简史》与《香港第一课》笔记

在香港殖民時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説,香港往往接收大批從內地湧入的移民。
早期英國駐港衛戍部隊是以盧比付餉 ,在 1860年代前,盧比是香港廣泛使用的貨幣,在 1864年滙鹽銀行成立之前,大多數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
在 1970年代初以前 ,香港總督都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出任。
到了1960年代,香港警隊的組織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是來自非洲 、馬來亞和巴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
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英圍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學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眾多宗教節日和儀式,以及最現代化的西式建築和2005年開幕的新迪士尼樂園都採用寧可信其有的風水學説。
這裏的殖民統治絕不令宗主國難堪,相較於大多數獨立圍家,香港的經濟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在1843年説,佔領香港「並非為了殖民,而是由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目的」。
即使廣州當局命令香港華人抵抗「外夷」 ,英國首次佔領香港島時完全沒遇抵抗。
1877年一名來訪的英園人抱怨英團軍官虐待華人,「彷彿他們是極低等的動物」,歐籍人對待華裔人力車夫的態度往往十分惡劣粗魯,不把車資交到車夫手上,而是丟在地上,還常常對他們拳打腳踢。
歐亞混血兒「受到雙重猜疑,首先是因為他們擁有與眾不同的身份,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身份,既非此亦非彼,結果被視為不光明正大和投機取巧」。香港的英國人從不把種族通婚視為能促進和諧與穩定的良法。
在1880年代前,立法局議員幾乎全無華人。儘管這個基本憲政架構多年下來有一些小修小改,但在1980年代之前,並沒有經歷重大改變。
直至十九世纪末,政府和歐籍居民愈來愈認為香港華人大多數是罪犯 。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創造專門針對華人的新罪名和懲罰 。
在早期香港的司法,殖民地官員常聲稱法律公正無偏,但事實卻是相反。法院往往先入為主,認定華人被告有罪。
1866 年頒佈的《維多利亞城戶口登記條例》,要求華人家庭和為歐籍人工作的華人僕役登記。1870年頒佈的《十四號條例》,要求所有維多利亞城華人在入夜後須提燈籠上街。1888 年頒佈的《管理華人條例》規定,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和逄年過節外,華人未經總督批准,不得舉行公眾集會,同年頒佈的《歐人住宅區保留條例》規定,城中若干主要地段只可興建西式洋房 。
1899年的《傳召華人條例》 (Summoning of Chinese Ordinance)授懽總登記官「調査和報告任何與新界有關的事情……前提是此事所牽涉及的只有華人」。
1923 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宣稱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 即為香港」。他説,「外人能於七八十年問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圍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
1911年,東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逃避兵煚的難民,學生和商人募款支持起義軍,剪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 (清廷強迫清帝國所有男子像滿人一樣留辮子),愛圍妓女則宣佈捐出一半收入資助革命事業。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面對中圍民族主義日益高漲,英國官員曾經幾次建議交還香港,以表示英國的善意,他們認為英國已不再需要一個殖民地來保持在華的商業利益。
1940年代,在殖民地政府和歐資公司任職的華人,到達某一職級就無法再晉升。雖然歐資公司聘用華人僱員,但幾乎全非高層職位。滙豐銀行的政策是不會讓華人進入董事會。滙豐銀行不贊成其歐籍主管人員娶非英籍女性為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沒有一名銀行主管與華人結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到訪香港的政治學家説 : 「雖然英園人和華人有各自的俱樂部,並且整體上種族之間的交往十分有限,但在印度引致麻煩不斷的種族摩擦,卻不見於香港。他們(華人的優越感很強,完全沒有許多印度人那種神經過敏和自卑感,這些感覺令印度人對於被排除於西方人社會感到忿忿不平和痛苦。」
在1914年,歐籍警員的薪金比本地華鏵或印籍警員高出逾七倍,而到了1939年,低階歐籍警員的待遇幾乎是同級華人警察的八倍 。
在1942年中,殖民地部承認戰後可能須把香港歸還中國。甚至在1945年末,英國外交部中國司司長凱特森(George Kitson)也建議英國交還香港,以達到象徵和實質的目的。
曾把香港稱為「一座荒島」的毛澤東主席,據説在1946年曾向英國記者説,他本人和中园共產黨都對香港不感興趣,只要英圉人不苛待香港華人,他不會讓香港的地位損害中英兩國關係。在1948年11 月,中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向香港政府保證,新的共產黨政府不會找香港麻煩,它甚至容許殖民地政府為國民黨領袖提供庇護。
在1981年前,市政局是唯一有民選議員的議會。有高級官員建議改組行政局,遭到麥理浩否決。
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政府常指本地華人不具備合適的品格、資質、眼界,或對公共事務缺乏興趣,以此為它不願意聘任本地人的藉口。
港督葛量洪在1962年寫道,過去「大部分華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自從共產黨統治中圍後,情況有所改變,現在很少香港華人打算返回這個他們出生的國家,而逐漸成為永久定居香港的市民」。香港人把香港的政治穩定和經濟自由,對照於內地的壓迫和混亂,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因此,在1960和1970年代,更多本地出生的華人開始視香港為家。
1985年的一項調査顯示:五分之三的香港華人視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圍人。
葡萄牙在1974年建議歸還澳門,被中國政府拒絕,許多香港人視之為吉兆,顯示中國可能也不願意收回香港。
在對香港的統治步入尾聲前一直拒絕實行代議政制的英國人,在臨近九七的時候搖身一變,忽然成為民主改革的堅定推動者。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許多居民擁有很高的生活水準。到了1990年代初,香港人均收入更超越英國。
在九七倒數的時候,西方傳媒把香港形容為民主、自由表達和繁榮的堡壘,常常忽略香港長期以來是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殖民地。
直至英治時代的最後歲月,政府高級職位一直是歐籍人的禁臠,理由是華人不具資格或不可信。如顧汝德所言,政治權力「過去一直牢牢掌握在殖民地官員手中。這些官員在這裏語言不通、文化不同, 他們和其他歐籍人是此地的少數民族,但卻純粹因為他們的種族而享有優越的地位和影響力」。
「在英國統治最後十年前,香港立法機關一直沒有直選議席的真正原因,是殖民地文化沾沾自滿,又不信任本地華人。」
1996年1月和5月所做的調査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訪年輕人認為內地人可以信賴,而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圍人。


⼤陆传媒常把⼴东省东江供水香港视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其实深圳和东莞同样要靠东江供⽔水,但广东省对香港收取的水价却是深圳和东莞的5倍。2009年⼴东出现旱灾,香港政府曾提议减少供水以舒缓广东旱情,却被广东省方面拒绝,足以说明广东省视供水为商业交易,谈不上刻意让利。
当香港于1941年被日军占领的时候,人口有一百多万。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时,因为战时不少人返乡避难,香港人口只剩约60万人。然而到了1949年,⼈口总数却暴增至220万。
所谓香港人,主要就是一群因为害怕共产党而逃出中国大陆的人,及其后代。从这句话出发,很多香港人的特质和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以至香港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变得有迹可寻。
到了1970年代初,香港人口已增加至 400万。
当一大批的移民在1950年代来到香港并生⼉育女,形成战后的婴儿潮,那么到了20年后的1970年代,就会有一大批从1950年代起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成年,并投身社会。
除了百万人上街大游行和在马场举行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之外,尚有很多今天意想不到的人物和团体表达支持,例如色情刊物《龙虎豹》也发动义卖支持北京学生。
同期报章又常有各界刊登广告表示支持北京学生,要求官方撤销戒严和解除新闻封锁,当中包括商界领袖如李嘉诚、何鸿燊、郑裕彤、李兆基、郭炳江等,又有政界领袖如曾钰成、唐英年、梁爱诗、⽥北俊和梁锦松,还有后来当上香港行政长官的梁振英。
香港革新会在1982年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有七成市民希望香港在1997年后维持为英国殖民地,一成半 的市民支持改由联合国托管香港,只有4%的市⺠支持被中国收回并受中国管治。
在这种“资本就是爱国”的热潮下,疯狂得就连香港男士到东莞寻求性服务也会自认是爱国行为,还会戏称自己是“救国炮兵团”。
在1990年代的初期,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不信任的市民远远多于信任,数据净值一直徘徊在负30 点。到了1997年末,数据回到大约零点,即信任和不信任的一样多。数据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2008年年初,四川地震至北京奥运前的一段时间。不过数据自此急速下跌,到了2012年后又回复到负数范围。
近年却有研究显示,当社会停滞不前,年轻人分享不到发展成果时,也会走向追求非物质价值。
⾸先,香港人并非全都是中国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即使不是中华⼈民共和国民的外国人也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有十万的外籍人口居留甚至定居,例如不少南亚少数族裔就是连续几代人都在香港生活,却没有入籍成为中国公民,拿的仍然是南亚各国的护照。即使《基本法》第67条也尊重这个客观现实,容许一定比例的非中国公民和持外国居留权人士成为立法会议员。
调查显示在1997年8月,共有19%的受访者认为自⼰是中国人;到了2008年6月,也就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和北京奥运开始前的时间,比例上升至39%,上升超过一倍。
按照《基本法》,除了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香港的法官没有国籍限制。
如果香港有一个充分的民主制度,大可透过行政长官普选去决定社会要走的方向。当行政长官未能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市民便转向靠立法会议员来表达不满。当立法会也未能有效运作,市民便唯有通过司法覆核等方式请求司法机构主持公道。到了连司法机构也失去其应有地位,是否就代表社会不会再有争议?当然不是。相反,当争议无法在制度内得到有效处理,便会在制度外寻求出口,形成更难解决的社会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2017年所做的调查,只有11.4%的受访者支持香港于2047年后独立,表示反对的却有 60.2%,可见港独即使作为一个假设选项也没有多大的支持度。⽀持届时继续⼀一国两制的,则有71.2%,明显是社会主流。不过,在同一调查当中,有62.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回归后整体社会状况”变差。
今天的中国,浮游着一种唯经济、唯发展、唯技术、唯实力的决定论,以为它们可解决一切问题。然而香港的经历说明,这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终有一天会到达瓶颈。当社会流动开始减慢,当各种问题已不能再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甚至是上面提出的系统性败坏。

读书笔记:《自由及其背叛》

如编者前言所述,50年前,本书收录了长达6小时的演讲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无线电台播出,引起了轰动。

时年43岁的以赛亚·伯林,他情感奔放的演讲风格、别具特色的嗓音、非凡的口才、对论题明显专注的程度、不为人知但马上就能扣人心弦的内容——这一切合在一起,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击力,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

彼时的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而他的学生,约翰·巴罗写道: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

对我而言,这虽然只是一本伯林的入门书,而且薄到只用了六个小时我便读完,但即便如此,它又并非我一时半刻可以消化的,阅读可以囫囵吞枣,理解显然不行。我几乎不怎么读哲学书,所以在被“种草”了这本之后,以及开始阅读之前,已经开始急不可待地想要看看各个哲学大师哪个最合自己的口味。又或者说,这样的好奇心,完全来源于自己对于当下国家或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惑,大到政策,小到现象,我确实期待可以从这本政治哲学类的书籍里找到来源或者答案。

现在我已经读完,在写这篇笔记的这一刻,我不得不说,自己并没有找到那个所谓的答案。即便是要我从这六位大师里找一个略合自己口味甚至不那么反感的,我也觉得困难。在之前的群组讨论中,有同学表示,可能你通篇看下来,只会略微赞同爱尔维修的观点。可是在我看爱尔维修的时候,当我读到“他自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牛顿”和他引述伏尔泰说“如果大众开始推理了,我们可就遇到麻烦了”以及“人民就是老牛,他们需要的是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饲料”时,我的确感到愤怒而且失望,包括下面这样反智的言论:

“应该怎样组织美好的新社会?当然它不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们通常很愚蠢而且经常很邪恶,而且,我们都知道,要是我们被公共舆论所左右的话,我们很少能做成什么事,因为人们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了,一旦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人类是被解放的奴隶,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他们必须得到受启蒙的领导人,受启蒙的人类社会的管理者的引导。”

它几乎和今天某些国家的宣传如出一辙。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这些发明或者提出反智理论的大师又是聪明绝顶的不是么,当你看到卢梭对于文艺和科学、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批判,包括他的思想继承人尼采、D.H.劳伦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你看到费希特宣扬“自律即自由”“反抗自然是愚蠢之举”的阿Q精神;当你看到黑格尔对于暴力行为必要性的赞同(他的名言:不用薰衣草香水就治不好坏疽)以及他将善与成功划等号;当你看到圣西门对于计划经济的大肆鼓吹和对于自由的公开反对(他是18世纪诸如公民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口号最有力的攻击者之一);当你看到麦斯特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时……

这一切的一切,又会让你想到什么。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感激以赛亚·伯林,是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些“预言家”般大师的理论。而伯林本人,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其对极权主义的猛烈抨击和对人性抱有的乐观态度,成为了世界各地自由主义者心中一个鼓舞人心的形象。

阅读的同时,我也摘录了书中的精华部分,供各位管中窥豹。不过我个人仍然认为,这本书是需要也值得多读几遍的。


◆ 爱尔维修

爱尔维修还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这条原则,因而自认为是一门伟大新科学的创立者,借助于这门科学,他最终平息了这场道德和政治大混乱。简言之,他自认为是政治学领域的牛顿。

当一个人在思考道德科学性质的时候[当然他也用道德科学表示政治学],实在无法回避这一结论,即,由于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依赖观察事实,它们应当遵循同样的方法,具有一套同样准确和精密的语言,从而达到同样程度的确定性。假如有一个与我们人类迥异的物种,他着手研究我们,他就会发现,这两项研究没有区别,他考察人类社会就像我们考察蜜蜂的社会和海狸的社会一样。

我赋予你们感受力。单凭借这一点,你们这些盲从于我的意志的工具,是无法摸透我的目的的,你们一定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履行我的目的的。我让你们痛苦,让你们快乐;痛苦和快乐将守卫你们的思想和行动,激发你们的恶感、友情、伤感、快乐,燃起你们的欲望、恐惧、希望之火,向你们显示真理,让你们犯错误,使你们产生形形色色的荒唐的道德和司法制度之后,将来有一天再向你们揭露一些简单的原则,道德世界的秩序和幸福取决于这些简单原则的发展。
难道这不是对功利主义原则最早的清晰阐述吗?
根据这一原则,人类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快乐,人类唯一想避免的便是痛苦。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少数人用以对付多数人的一个阴谋早就被策划出来,而且延续不断。因为,不这么办,极少数人就无法让大多数人臣服。

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美德、真理的权利。这三种事物是并行不悖的,阻碍人们追求这三件事物的是:其他人的鬼蜮伎俩,他们自己的软弱天性、他们的蒙昧无知,还有这种可治疗的思想疾病。因此,哲学家的首要义务便是,利用一种社会卫生学去治疗这些很容易治好的疾病。

伦理学是一门技术,因为所有的结果都已经给出。要是你发出疑问:“我们为何应当如此行事?”答案是:“天性使然,我们舍此别无他途。”

应该怎样组织美好的新社会?当然它不能是一个民主社会,因为人们通常很愚蠢而且经常很邪恶,而且,我们都知道,要是我们被公共舆论所左右的话,我们很少能做成什么事,因为人们在黑暗中住得太久了,一旦突然出现在阳光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人类是被解放的奴隶,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他们必须得到受启蒙的领导人,受启蒙的人类社会的管理者的引导。

伏尔泰说,“如果大众开始推理了,我们可就遇到麻烦了”;他还说,“人民就是老牛,他们需要的是一副牛轭,一根赶牛棒和饲料。”在《大百科全书》中,也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伟大的自由主义百科全书里——当时最进步的文献,巴黎教会的审查给编者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在“民众”这个条目之下,有这样一段话:“在思想问题上,[大众]的意见里充满了恶意、愚蠢、野蛮、任性、偏见……它无知又愚蠢……在道德问题上要对它多加小心:它做不出高尚或坚强之举……在它眼里,英雄主义就是疯狂。”对于一些凭空想像、没经过准确核实的东西,例如中国的政治制度,百科全书派却大加赞扬: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官员本身就很明智,他们不听从群众的意见,而是通过制定法律逐渐把他们引向一种更幸福、更自由和更文明的存在状态,这些法律是群众理解不了的,但是这些法律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沿着良好的方向前进,也就是走向他们自身的幸福。

爱尔维修固守的一条原则是,教育和法律是万能的。

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之所以说它消失了,乃是因为,作恶的自由消失了,因为现在每个人只能做善事。我们已经像动物那样,被训练得只能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如果它包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什么都可以做的自由,甚至能够选择毁坏我们自身的自由,假如我们愿意的话——那种自由逐渐被成功的教育铲除。

实际上,这个信条依据的是逻辑和几何学的一个虚假类比。正如在逻辑学和几何学中那样,某一真实的命题不可能与其他真实命题格格不入,同样,在道德世界里,没有哪一种价值与其他价值相冲突,如果说道德世界是一种和谐状态,关于这种和谐状态存在一门科学的话,孔多塞能够非常明确地说,“自然用一条无法挣断的锁链,将真理、幸福和美德绑在了一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谁,只要他彻底了解真理,他也就有了美德和幸福。科学家认识真理,因此,科学家具有美德,因而,既然科学家能够让我们幸福,我们就让科学家掌管一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由科学家管理的世界,因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名智者,成为一名科学家,成为一名有德性的人,最终是一回事儿。

◆ 卢梭

那么,卢梭又往这个主题里增添了什么新东西?有人可能会说,他在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权威之间进行了调和。

在政治思想上,人们最熟悉和最容易想到的莫过于如下问题:“怎样才能协调”人类争取自由的愿望与权威的需要?显然,在所有政治哲学家看来,个体向往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想为所欲为,不受他人的羁绊,不愿意受别人强制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受强制这种自由是人们随时准备去捍卫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价值,这一目的的实现,是过上大多数人想过上的那种生活所不可或缺的。

卢梭宣称,“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人的资格,就是摒弃人的权利,甚至摒弃人的义务……这种放弃与人的天性格格不入。”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失去了自由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卖身为奴,因为他一旦成为奴隶,他就不再是一个人,因此他失去了权利,也不承担义务,而且一个人不能取消自身,他不能去做出让自己无法进一步有所作为的行为。这样做就是道德自杀,而自杀可不是人应当采取的行动——“死亡可不是生命中的事情”。因此,在卢梭看来,自由是不可以调和或妥协的:不允许你失去丝毫的自由,更别说是失去更多的自由;不许你拿这么多自由去换取这么多安全,不许你用这么多自由去换取这么多幸福。你放弃“一点点”自由就等于向死亡走了一小步,丧失了“一点点”人性;卢梭以最大的热忱所持守的信条,也就是他最为雄辩有力去捍卫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人刚正不阿这种观念,人类最严重的罪行,不是人天生就有的罪恶,而是丧失人性、贬低人格和剥削人。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给出了举世闻名的答案,即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这条名闻遐迩的公式,虽然现在还能够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但仍然像过去那样隐晦不明和神秘莫测。卢梭喜欢悖论,不过作为一名思想家,他的怪异之处可不只是悖论,而是要深刻得多。显然,自由与道德权威的对立造成的困境深深地困扰着他,进退维谷。突然他想出了美妙的解决办法。

卢梭的答案是,说到底,自由表现在人想得到某些事物,而且不想受到阻拦。那么,他们想得到什么呢?我想得到的一定是对我有利的东西——它本身就会满足我的天性。当然了,如果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有利,那么当我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时,我就会很难受,因为它根本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因此,只有那些不仅想要某些事物,而且知道什么东西会满足自己的人才是自由的。

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满足自己,那么他就具有了理性;理性帮助人们解决如下问题:“要让我——也就是我的天性——完全得到满足,我应当去寻求什么?”在一位有理性的人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位有理性的人看来也是正确的,正像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生的情形一样,一位科学家发现是正确的事物,同样被其他科学家接受;所以说,如果你从正确的前提出发,使用正确的规则,通过行之有效的方法,得出你的结论,你就会确定,如果其他人有理性的话,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样一来,他的自然人观念与他尤为厌恶和痛恨的那种人形成了理想化的对立。他不光谴责富人和权贵——虽说他是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但他厌恶艺文和科学;他不喜欢任何一种复杂的形式、任何一种精致的形式、任何一种过分讲究的形式。他第一个直言不讳地说,好人不仅仅是质朴的人或穷人——这是许多基督教思想家特有的情感。他进一步认为,粗糙胜过精细,野蛮胜过驯服,骚动胜过平静。卢梭切齿痛恨一些小集团、小圈子和小帮派;他最痛恨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聪明为骄傲,他痛恨专家,他们自视高人一等。

包括尼采本人在内,都是卢梭的嫡传。

卢梭饱受磨难和苦恼的性格使他带着憎恨的眼光去看待巴黎的狄德罗、达朗贝尔和爱尔维修等人,在他眼里,这些人都是一些过分讲究、老练世故和矫揉造作之徒,他们无法理解在脱离故土的真正自然人心灵中肆虐的那些阴暗的情感、那些深刻和令人苦恼的感觉。在他看来,自然人带有一种深刻的本能智慧,完全不同于城里人的腐败世故。

卢梭是历史上最伟大而好斗的低俗之士,是一种天才型的弃儿;像卡莱尔,还有在某种意义上的尼采,当然还有D.H.劳伦斯和邓南遮等人物,以及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类以造反起家的小资产阶级,都是他的思想继承人。

如果能够促使他们遵守规则,那么他们将会向往规则,这不光是因为规则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喜欢规则。假如你发出疑问,一个人怎么既是自由的,同时又戴着枷锁,你会说:“假如枷锁不是强加给他的,那会怎样?假如束缚他的枷锁不是来自某种外力,那会怎样?假如这副枷锁是他本人自动选择的,因为这种选择是他天性的表现,是他作为一种内在的理想,由内心当中生发出来的,那又会怎样?假如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首选之物,那么这副枷锁就不再是枷锁了。”

一个自我禁锢的人不是囚徒。所以卢梭说:“人天生是自由的,然而他处处受枷锁的束缚。”什么样的枷锁?如果它们是习俗的枷锁,如果它们是暴君的枷锁,如果它们是那些想利用你达到他们自己目的人的枷锁,那么这些枷锁的确是枷锁,那么,你必须抗争,你必须奋斗,在争取个人自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清除任何障碍。不过,假如这副枷锁是你自己制造的,假如这副枷锁只是你自己用内在的理性制定的规则,或者在你过简朴的生活之时,因天恩眷顾而产生,或者由于良知的声音,或者由于上帝的声音,或者由于自然的声音(这些都被卢梭当成一回事儿)而产生;假如这副枷锁只是应当遵守的规则,是你内在的天性最自由、最有力、最有自发性的表现,那么,这副枷锁就不再束缚你了——因为自我控制并不是控制。自我控制是自由。就这样,卢梭逐渐向这样一种独特观念靠拢,即,人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人们要以国家用暴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将彼此联系起来。

最早的枷锁是暴君过去用来强迫你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某种强制形式,诗人们怀着恶意用他们的花环去打扮的正是这种东西;这正是那些谄媚、寡廉鲜耻的作家们向纯粹的暴力、纯粹的权威献媚取宠来加以掩饰的东西。但是人们向往的东西与此大不相同。人们向往的东西是——我再次引用卢梭的话——“使每一个个体及其所有权利服从于整个社会”。如果是你让你自己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那么怎么能说你没有自由呢?因为有谁强迫你这样做了?不是X也不是Y,不是这种制度,也不是那种制度,强制你的正是国家。但国家是什么东西?国家就是你以及和你相似的其他人,你们都在寻求你们共同的福祉。

在卢梭看来,确实存在一种共同的福祉,因为,如果不存在与个体的福祉没有矛盾的全社会共同福祉之类的东西,那么,提出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作为一个紧密的群体,我们该怎么办?这些提问毫无意义,而且显然是荒谬的。

结果,卢梭发展了公意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始于无害的契约观念,说到底,契约是一种半商业性行为,完全是一种自愿结成的许诺,最后也是可以废除的,它是团结一致、打算做一些给他们带来共同幸福的事情的人类发出的行为;但它依旧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如果它要给人们带来共同的苦难,就可能被放弃。这就是它的起源;个体们想保持个体性和追求自身福祉,社会契约是他们完全自愿发出的行为,从这种社会契约观念,卢梭逐渐转向公意这一观念,公意差不多是一个庞大的、超个人的实体的拟人化意愿,这个实体被称为“国家”

我不仅把我自己当成了主宰自身行动的权威,也当成了主宰别人行动的权威。这就是卢梭有名的警句——社会有权强迫人们获取自由——的含义。

强迫一个人获得自由就是强迫他以理性的方式行事。一个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的人是自由的;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一种合理的目的。如果他想得到的不是一种合理的目的,他就不是真正想得到什么东西;假如他并不想得到一个合理的目的,那么他想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虚假的自由。我强迫他去做某些将会让他高兴的事情。假如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自我,他就会对我心存感激:这就是他著名学说的思想核心,在卢梭之后,西方的独裁者们无不利用这一恐怖悖论来证实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雅各宾派、罗伯斯庇尔、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等,用的都是这种很相同的论证方法,他们说,人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因此我们替代他们、代表他们争取那种东西。

对于一个更喜欢狂放不羁、无法无天、自发性的自由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会是令人讨厌的,除非做出行动的是他本人;他喜欢这种自由的程度可能超过最大程度的幸福,假如那种幸福产生于这一事实:不是根据他本人的意志,而是根据高高在上的某位专家的意志、某位管理者、以固定模式组织社会的筹划者的意志,将他整合到一个人为的制度之中。

弊端体现在,卢梭的确参与制造了真正的自我这个神话,打着真正的自我这个旗号,我就可以去强制别人。毫无疑问,所有审判人员、所有大的宗教机构,都试图证实他们强制行为的正确性,而他们的强制行为,在某些人看来,不管怎么说,都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不过他们至少运用了超自然的支持力量去捍卫自身。

在有史以来所有思想家中,卢梭是这个大倒错的罪魁祸首。这个大倒错在19和20世纪造成的种种后果无须详说,这些后果如今还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意义上,如下说法一点也不矛盾:卢梭自称是有史以来最激越和最强烈地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他试图摆脱一切束缚,摆脱教育、世故、文化、传统、科学、艺术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限制,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怎么说都冒犯了他,这些东西在某些方面限制了他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然权利——尽管如此,在整个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最险恶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

◆ 费希特

费希特总是在说,自由是他唯一倾心关注的主题。“我的体系,从头到尾,只是对自由这个概念的分析……中间没有掺进任何其他成分。”接着,他坚持说,他的学说非常晦涩,他所使用的语言普通人理解不了,他借此警告读者(非常明确地警告),理解他在灵感迸发之际发表的言论,需要经过一种特殊的转换、变形或阐释。

[费希特宣称]由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很一般,他们绝对理解不了我们的哲学理论,因为它谈论的对象不是为他们而存在;他们不具备一种特殊能力,让这个对象本身为这种能力而存在,因这种能力而存在。这就好像跟先天性的盲人谈话;这些盲人只能通过触觉来了解事物及其关系,可你却跟他们说颜色以及颜色之间的关系。

这正是公元一世纪的思想状态,当时罗马的斯多噶派,实际上还有早期的基督徒,在鼓吹的大道理。事实上,这种思想状态在18世纪的德国人身上显得尤其生动。有许多东西是我想要的,但环境不允许我得到。那好,我必须保护自己以对抗这个外在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必须收缩容易受到这些灾祸侵袭的领域。我不会奋力向前积极争取自己得不到的东西,那只会招致失败和毁灭,我必须实行战略性撤退。我必须躲到暴君和厄运够不到的地方。如果我没有过多暴露自己,没有受这些不利因素的严重影响,或许我会更安全。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受侵扰的内心生活的学说产生的部分心理以及实际的社会原因。我试图将自我收缩到私人世界当中。我心中暗想,“暴君想剥夺我一切进步的机会,暴君想毁掉我的物质力量;那好,就让他们这么干吧——这些东西并不重要。

在17和18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以及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看来(按照他们的说法,人只不过是分子的集合,这些分子与自然界中其他物体相似),反抗自然是愚蠢之举,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宇宙的物质规律和物理特性,无论我们发现它多么具有压迫性。而且这样做也是没有出路的。

有两个敌人我必须避开。一个敌人是支配事物的无情的物质规律,另一个是邪恶小人的专断的意志力量(will-power)、命运的无常变幻以及不幸的环境。我躲避它们的办法是,利用一种酸葡萄原理,我愿意把它说成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非常宏大的酸葡萄原理。我说,假如我得不到这些东西,那我就不想得到它们。如果我只能泯灭我内心的欲望,那么,即使没有得到满足,也不会让我感到恼恨。

简而言之,这种原理说的是,一个得到满足的欲望和一个被泯灭的欲望,结果竟是一回事。但这必然会产生许多悖论。如果一个人有40种欲望,而只有10种得到满足,或者说假如他只有两种欲望,而且都得到了满足,那么他在哪种情况下感到更幸福?如果自由意味着为所欲为,那么,一个想得少因而做得也少的人,与一个想得较多、然而做到的比想到的少得多的人相比,难道不更幸福——更自由吗?

又是卢梭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向往他能够做到的,做他所向往的事情”。如果我向往的东西很少,相应地,我从中受到的挫折的空间也较小。如果这种观点被推向极端,它几乎可以导致自杀性的结论——不折不扣的自杀式的结论。我的大腿疼痛。有两种治疗办法:一种是求医,另一种是截腿。暴君压迫我。有两种办法对付他:杀死暴君;或者是,使自己免受他的打击,不要去想他,他要什么就给什么,他肆意妄为的时候,可能从我手里抢东西,由他去好了,我根本不想保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自由的。因而,康德说,宇宙中最神圣的东西,唯一完全是善的东西,便是善良意志,也就是说自由的、道德的、精神的内在自我。

这个声音发出指令、训谕,鼓吹我必须遵守的理想。它指挥、命令并告诉我如何行事,如何发布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这并不是说某件事情是实情。在外部世界寻找道德目标是徒劳无用的。道德目标不是事物;道德目标不是事物的状态。它们是命令或指令,而指令无所谓真假,不是凭观察就能发现的东西。指令可能有对有错,可能有深有浅,可能是邪恶也可能是正义的,它们可能容易理解也可能不易理解,但它们不描述任何实物。它们命令,它们吩咐,它们刺激。

这是欧洲意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道德不再被看做利用发现道德事实的特殊才能可以发现的事实的集合,就像从柏拉图以来直到当代许多哲学家所信以为真的那样;相反,道德是命令的结果,因而是不可能被发现的。它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它是人为制造的,而不是找到的。

自律正相反。自律意味着你只管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因为这是你的意志;你在行动,在主动行动,而不是被动受影响。

自律意味着成功地自动脱离敌对力量或盲目力量,或无论怎样我本人也无法负责的力量活动的领域,例如物理定律或暴君的奇思怪想活动的领域。自律,即真正的自由,向我本人发布命令,随心所欲行事的我服从这些命令。自由便是服从自己给自己下的指令。这就是卢梭的道德自由概念,而且它也是康德的自由概念。

这种观点造成的某些后果,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第一个直接影响是一种清静无为的思想。如果一个人应当推动的只是他自身内在的、合乎道德的自我保护,如果唯一重要的是动机,如果一个人只需为他个人的人格正直负责,即,他应当诚实不欺,不管怎样他都不应当去欺诈,无论外部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易受外界因素干扰的、空间中物质性物体所在领域)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都不应侵犯道德活动的领地。事实上,这就是费希特的早期想法。

费希特坚持认为,个体必须是绝对自由的,“我完全是自己的创造物”,他如是说:“我不因为我不得不接受而去接受自然为我提供的法则,我之所以相信它,是因为我愿意。”他说,重要的不是das Gegebene[给定之物](被给出的东西),而是dasAufgegebene[受托之物](强加给我的东西,我的义务,规定的东西,我的部分使命)。

费希特宣布,这条规律不是来自事实领域,而是来自我们自身,来自纯粹、原初的自我,他说,它正在根据我的思想和目的,创造、塑造和形成外部世界中的事物,因为只有在那时候,我才是它们的主人,而它们必须为我服务。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浪漫主义观念: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正直和奉献。

他们是创制事物的能工巧匠:他们不是传教士,他们不是先知,他们是供应者。有人提供桌子,有人供应交响乐;如果交响乐是优秀作品,假如它们还是天才之作,那么它们的作者就会受到景仰,而且应当受到景仰。

到了19世纪,艺术家成了英雄人物,反抗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行动。反抗权贵、富人、奸邪之辈、市侩庸人,(如果需要的话——卢梭早年猛烈抨击的就是这些人,步他后尘的卡莱尔、尼采和D.H.劳伦斯也是如此)还反抗枯燥乏味、吹毛求疵和心胸狭窄的知识分子。你反抗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出自己的话,保持一份自主,以免受到并非由你本人的内在自我产生的事物或环境的支配、引导和限制。

费希特开始倾向一种神学式的自我观;他说,真正的、自由的自我不是包裹在身体之内而且处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之内的经验性自我,它是所有人共有的一个自我,它是一个超级自我,它是一个较大的、神圣的自我,费希特现在逐渐开始把它与自然、上帝、历史、民族相等同。

费希特从孤立的个体观念出发,孤立的个体实现自然或暴君无法企及的某种内在的理想,费希特逐渐采取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个体本身什么也不是,人离开社会什么也不是,人离开群体什么也不是,人几乎不存在。

美国哲学家乔塞亚·罗伊斯曾经非常精彩地诠释了费希特的思想:“世界是……内在的生活所梦想出来的诗歌。”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精神不相同,我们的世界也确实不相同。作曲家、银行家、抢劫者的确创造了他们各自的世界。

思想先于行动,正如闪电先于雷鸣。德国的雷鸣是德国式的,它不是匆忙而至,它在低沉的轰隆声中缓慢到来;但它最终会到来,一旦你听到它轰轰的响声,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什么东西这样响过,你就应该知道,德国的雷电已经击中目标。这个声音一响,老鹰的尸体就会从天而降,最遥远的非洲沙漠里的狮子……去找最安全的地方藏身。德国上演的一出戏与法国大革命截然相反,它像是一首平和宁静的田园诗。

◆ 黑格尔

他系统地阐述了这个观点,宇宙实际上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世界精神类似于个体的精神,只不过它涵盖和等同于整个宇宙。如果你能够将宇宙想象成一种有灵魂的实体,在具有灵魂方面,它大致与拥有灵魂、意图、目的、意志的个体相同,只不过它的意义无疑要更大一些,那么,你就可以问“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它们这样发生,乃是因为,它们是一个具有目的、意图和方向的庞大精神运动的一部分,就像人类具有目的、意图和方向一样。我们是怎么认识那个方向的呢?因为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无限整体的有限元素,而无限的整体,就集体而言,具有某种目的和某种方向性。

这个过程不是持续性的,而是跳跃式运动。首先,这股力量与它的对立面关系趋于紧张,然后就出现了高潮和跳跃,人类思维——不仅仅是人类思维,而是整个宇宙——的巨大跨越到达了一个新水平,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接下来整个过程重新开始;新的创造被它自身内在的反对力量蚕食,直到这种紧张关系再次发展到顶峰,产生下一次飞跃。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对断裂(discontinuities)和悲剧的解释。

生活的悲剧就处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之中,不过,除非存在以下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冲突、一种艺术形式与另一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冲突、一场文化运动与另一场文化运动之间的冲突,否则就不存在运动;除非存在摩擦和冲突,否则只有死亡。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冲突正是发展、成长和事物发生的症候,生活的激流冲刷先前体验的外壳,矛盾从中迸发而出,从而将外壳降格为零星的经验构成的渣滓堆、零星的历史堆积而成的渣滓堆,与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打交道的是已逝的过去,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历史被打发到已逝的过去。

有时候,这种发展是以国家活动的形式出现的;有时候,某些个体的英雄人物作为这些跨越的化身而出现——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当然,这些个体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当然,他们给世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这是任何进步所不可避免的后果。除非有矛盾冲突,否则就不可能有进步。

可以说,就自然的目的、自然的意图而言,你与自然“同一”。这种统一,这种与宇宙同一的现象,一直是所有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和形而上学家所追求的目标。黑格尔以生硬的、晦涩的和偶尔庄重的语言阐述了这种观念。他从中得出了那有名的悖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可。

政治学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正如生活中、形而上学和道德以及其他一切事物之中一个最古老的问题是:如果我彻底被决定,如果一个全知全能的旁观者能够预见到我的每一个行动,那怎么能说我是自由的呢?如果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所作所为,都能够由某一个了解所有事实和了解支配它们的一切规律的人作出解释,那么,说我能够为所欲为还有什么意义?

黑格尔非常赞同暴力行为的必要性,而历史上比较拘谨的道德家对暴力行为持有谴责态度。黑格尔说:“不用薰衣草香水就治不好坏疽。”进步是英雄们的工作;他们都是超越传统道德的英雄,因为他们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精神,他们占据的水准是如此之高,落脚处是如此伟岸,普通人很难看到这么高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他说,他们利用的“不是平静的、长期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而是水流隐蔽的一泓泉水,……而是依然潜藏在表层之下的一股内在精神”。因此,常见的美德在此并不适用。

一股漫无边际的思绪,一股不可遏抑的力量,一股用它强有力的拳头碾碎人和事的霸气。这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历史观念。

人们对此有何评说?人们只能说,这种莫名其妙地将善和成功相等同的行为正是普通人所反对的。它不是我们所说的善和正当。如果你最终获胜,如果今天的殉道者是明天的英雄、立法者和独裁者,黑格尔就不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不过,他认为,在终极的、广义的、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善与成功是等同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这种对成功的崇拜,违背了我们通常持有的道德情感。

在黑格尔的眼里,有一场宏大的、首尾一贯的历史奇观,他可以用它来识别他本人对他所认为的真正价值的崇拜。在他看来,真正的价值即是那些行之有效的事物;历史是一支大部队,沿着广阔大路向前行进,一切未实现的可能,所有殉道者和空想家,都被彻底消灭;道德实际上是向事实低头的一种特定形式。

黑格尔的实际错误在于,他认定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一种自我创造的艺术品,因此这种半生物性的、半音乐性的术语适合描述它。结果,他强加给人类许许多多错误的观点,例如,价值等同于事实,善的就是成功的。所有道德敏感的人,无论早于他很长时间的前人还是后人,都反对这些观点,而且他们的反对是正确的。

但那不是我们说的自由:也许它是一种智慧、理解、忠诚、神圣的形式。自由的本质一直在于根据你选择的意愿去选择的能力,因为你愿意像这样进行选择,不受强制,不受胁迫,没有被一个庞大的制度所吞噬;为了你的信念而正确地抵制、不怕得罪人、挺身而出,做这一切只因为它们是你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它,就没有任何种类的自由,甚至没有对自由的幻想。

◆ 圣西门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妄自尊大、以弥赛亚自许的人物层出不穷,如果读一读卢梭的著作,你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虽说他认为已经有人先他一步,但只有他被赐予了终极的认识能力。读费希特,你也会有类似印象:你感觉他是在说,路德自然重要,基督自然重要,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自然重要,然而,最终的启迪只能来自他本人——向人类打开那一扇扇已经被先前的思想家撬开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大门,是他的使命,他为此而献身,将这些大门一劳永逸地猛然推开,是他的特权。读黑格尔,你也会有完全相同的印象,黑格尔感觉到,他对前人的所有思想进行了总结和彻底综合,最后综合在一个庞大和谐的结构中,这个结构最终是人类一切智慧、一切知识的总和,这样一来,在他之后,他的门徒也好,所有的人类也好,他们只需算出结果然后加以应用。

简言之,他是历史上严肃关注经济因素的第一人。此外,只要谈到有计划的社会,谈到计划经济,谈到技术专家治国论,谈到法国人所说的统制经济(dirigisme),反自由放任;只要有新政;只要有倾向于某种理性的工业组织方式和商业,倾向于用科学为社会谋福利,总的说来,倾向于我们现已逐渐与有计划的国家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国家联系起来的一切事实——只要有这类言论,这些随便散播的观念,最早都可以在圣西门未完全出版的手稿中看到启示。

还有,是圣西门而不是别人发明了精英治理社会这种观念,他采用了双重道德标准。当然这种观念在柏拉图以及其他思想家那里就露出端倪,但圣西门差不多是第一位站出来发表如下见解的思想家,他认为,让那些了解科技需要和当前科技种种可能性的精英人物来管理社会,而不是由民主来管理社会,这是很重要的;由于人类当中大部人蠢不堪言,由于他们主要受情感的支配,因此,启蒙精英的任务是,对自己奉行一套道德,而用另一套道德去反哺他们治下的臣属。

这样一来,我们听到许多双重道德观念,例如阿尔都斯·赫胥黎或奥威尔笔下的邪恶乌托邦,其根源在于圣西门的那种闪着金光的、乐观的看法,圣西门本人可不认为这种双重标准不道德或很危险,他倒是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进步途径,唯一的将人类导向天堂大门的途径,与18世纪的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这么做最值得,而且即将到达天堂的大门——如果听从他的看法的话。

他是18世纪诸如公民自由、人权、自然权利、民主、自由放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口号最有力的攻击者之一。

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几乎同出一辙,可是,圣西门并没有说马克思所说的话,即,一切思想观念都受分配或生产状况,受经济因素的支配。

他认为,发明,尤其是阶级,既是思想的产物,也是科技进化本身的产物。例如,他认为,奴隶制这一观念产生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人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奴隶替他们工作,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类似地,废除奴隶制也不完全是经济环境造成压力的结果——因为使用奴隶已经很不划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解释——而是因为基督教的兴起。

从这一点出发,他发展出这样一种观念,必须将历史理解成人类为满足各种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进化过程,正因为这个原因,需要不同,满足也就不同。因此,18世纪愿意给中世纪或更早时期作出教条式的判断,称它们为黑暗、无知、偏见、迷信充斥的时代,空无一物的时代,与18世纪降临的理性主义曙光相比的确不足称道和令人生厌——这彻头彻尾是一种无视历史和毫无根据的看法。

凡事必须根据其历史背景进行判断:这一点圣西门说得比赫尔德清楚。我们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黑暗。在中世纪,人们的需要与我们不相同,对于一个时代是应当肯定还是否定,它应当受赞扬还是责备,认为它伟大还是渺小,进步还是反动,要根据它是否满足当时的需要这条标准来判断,而不应根据与那个时代大相径庭、后世的需要来判断。

圣西门说:我们总听到这种进步观念,但我们知道的进步是什么?使18世纪胜过17世纪,17世纪胜过16世纪,16世纪胜过15世纪的这种势不可挡的进步是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人们从自然中学到了东西,因为人们使用了理性,还有,为了共同的善做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但他说,这些说法都很含糊,我们不知道人们用理性指什么,用自然指什么。他说,且让我为你们提供一些标准吧,它们比较具体,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正确地书写历史。他真是言必信、行必果。他罗列了四条标准,每一条都蛮有趣。第一条标准是:进步的社会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绝大多数人需要的社会。只要做到这一点,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就是进步的,这是圣西门始终坚持的重要理念。

这是一种很熟悉的新封建主义。

共产主义得以安身立命的那个伟大的说法——“各尽所能”——来自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另外,当斯大林说,艺术家(例如小说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做事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纯粹为了追求形式,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是为了塑造和影响人类,这就是一种圣西门主义思想。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是工程师,无论是无生命物质的工程师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做到了这一步,我们就不可能遇到许多过时的、无法理喻的形而上的信条来阻碍我们。因此,圣西门设计出反民主的方案,因为靠民主做不成任何事情;伟大的计划无法完成,除非有理解他们所在时代的明智之士,权力都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能够像专家那样做事,因为只有专家才能将事情办好。

只有专家才能将任何事情办好,专家永远不应被推翻;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专家,其后果是流血、混乱,还有人类可怕的倒退。

同样,自由也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口号。自由总是混乱无序;自由总是某种消极的东西,用以反抗外来的压迫。可是,在一个先进的政权之下,一切都是进步的,没有压迫,也就没有要抵制的东西,就无需使用大槌子了。自由总是一种爆破的炸药;可是,在一个建设性时期,在一个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时期,炸药派不上用场——无论如何不能用于那种目的。所以他大声疾呼的都是自由如何危险、必须加以镇压之类的话。

结果,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庞大的新封建等级制观念,银行家处在等级阶梯的顶端,工业家的位置偏下,再往下是工程师和技术员,然后是艺术家、画家和作家。每一个有想象力的、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在这个等级制阶梯上有一席之地,在这个庞大的、新的封建政权下,一切都是严格遵循秩序来安排的。这就是取得进步的办法,这就是军队行进的办法,在圣西门看来,我们就是一支部队,整个历史就是一支部队,他或多或少这样称呼。

同样,他激烈地反对平等,他认为平等是受压迫的大众发出的十分愚蠢的呼吁,它与理性的政府安排的世界无关。我们要管理的不是人而是事。管理事物即意味着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正当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用最佳的——最有效的办法去满足各种愿望。

人民想得到的不是议会、自由和权利。这些东西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的东西。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这种对于面包、靴子而不是对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号的大声呼吁,已经成为所有强硬的左翼政党主要重复的老调。这个多少散发着邪恶气息的语调,可能也会追溯到温文尔雅、博爱仁慈、道德高尚的圣西门。

◆ 迈斯特

在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光里,他一直为撒丁国王效力,持节俄国,出入圣彼得堡的宫廷。他之所以让人们畏惧,乃是因为,他想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

爱弥尔·法盖也许是19世纪法国对迈斯特最精确和最无偏见的批评家。他称迈斯特为“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

迈斯特主要反对这种臆断:理性对事物有支配作用。借助于理性管理人或做事,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说,你真的认为人类的伟大制度都是合理的建构吗?记住,制度的职责是树立自己的权威性。政府的职责在于管理。每一个社会都得有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府都得有这种统治权。每一种统治权都得包含一个一贯正确的原则,唯一绝对一贯正确的东西就是上帝之言。人类制作的一切东西,都可能被人类毁坏。人类建造的一切都可能被人类摧毁。

他说,卢梭先生告诉我们,奇怪的是,生来自由的人,却处处受束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疯狂的声明——人天生是自由的——与事实完全相反。”法盖有一句精彩的隽语涵纳了迈斯特对卢梭的反应:他说,卢梭的断言就好像有人要说,多么奇怪,天生是食肉动物的绵羊,却到处啃草。迈斯特嘲笑百科全书学派以自然的名义去给那提供一切、解释一切的实体抬高身价。

迈斯特强调历史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他对人类向善的能力估计很低,他还相信,生活的本质是强烈渴望受难、牺牲和放弃(权利)。如果在此之外再加上迈斯特的如下信仰:要不是少数热忱的统治者压制软弱的绝大多数,坚决反对各种诱惑,以免沉溺于各种人道主义之中,否则统治就无法进行下去,那么,我们就逐渐接近现代集权主义了。可以让伏尔泰揭露自由主义的妄想,可以让迈斯特提供灵丹妙药治疗荒凉、空旷世界带来的后果。

迈斯特说:“主权在民的原则很危险,即使它有真理性,还是有必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说,圣西门的活没有太大的矛盾。

迈斯特强调传统、过去、无意识、未知的力量,而不强调民众心灵和蔼可亲的想像特性,相反,他强调权威的稳定、永恒和颠扑不破;权威属于模糊的半意识的记忆、传统和忠诚,他强调各种制度的强制力量,尤其是在超自然因素方面。他极为强调如下事实,即,只有在令人畏惧的情况下,绝对的统治才能成功,他恐惧和厌恶科学,就是因为它倾泻了太多的光明,从而破除了神秘、黑暗,而黑暗本身抵制怀疑性探索。

书摘:《欧洲中世纪史》

人类创造历史,但是地理环境塑造了他们的选择。

以他们的时代为参照,我们的时代才显得非常不错。说到底,有谁愿意生活在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而中世纪人也会说,有谁愿意生活在受温室效应威胁、布满核武器和超级都市的时代?

无论如何,中世纪都不是一个沉睡的、可怕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简而言之,西欧改变了整个世界,并将它带入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化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从贫困而极不安定的农业社会发展成强盛而别具一格的文明社会,对当代世界的成形有着深远的影响。

◆ 第一章 罗马的基督教化,约前31—430

长久以来,罗马的贵族妇女被要求呆在家里,先是要服从她们的父亲,再被要求服从她们的丈夫。在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富裕的妇女开始对自己的地产有控制权。她们可以更自由地游历四方,在结婚和离婚的事务上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一些上层阶层的妇女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些变化的影响力却很小。绝大多数罗马妇女地位都很低,受父亲或丈夫的制约;大部分妇女和她们的父亲、丈夫一样,欺压奴隶、赋役农和贫苦的劳动者。普通妇女的劳动对她们的主人或家庭来说都非常珍贵,不应该被限制在家里。

他被带给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罪名是自称为犹太人之王。这在当时罪同叛国。在公元30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项刑罚一般用来处死非罗马人。

“我和圣父是一体”(I and the Father are one.)——耶稣的追随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关于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二者都是的这些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长久以来对灵魂和身体、物质和精神、大地和天堂之间的关系的争论,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有的教徒非常富裕,可以给新的基督教社群提供住所和经济支持。妇女在早期的基督徒集会里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在最初时期就吸引了许多这样的富人,后来更是吸引了罗马社会里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甚至城市里的穷人。芸芸众生之所以觉得基督这位救世主比较容易接受,也许是因为他曾经是位木匠,曾经与渔夫、娼妓等可鄙的人为伍。他是被帝国专权者钉上十字架的,他保证会拯救所有的追随者——不论男女、不论贵贱。最初改信基督的人,不论出自哪一个阶层,大多是城市居民。

洗礼(baptism)是另一种圣礼,新信徒由此被召入教会,所有的罪被宽恕,并接受神的恩惠。因为洗礼能够洗清所有的罪,有些人直到临死才受洗。在1世纪末,信徒们已经写下不少关于自己的信仰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失传,有的被后世摒弃,但有四部被认为是马太(Matthew)、马可(Mark)、路加(Luke)和约翰(John)所作,后来成为福音书(Gospel),成为《新约》(New Testament)的核心内容。

自基督耶稣以来,我们不再需要争论;自传报了福音以来,也不再需要逻辑分析。德尔图良的这种理论使一部分人大惊失色,而另一部分人则拍手称快。亚历山德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约150—215)和他的学生俄利根(Origen,约185—254)就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对他们而言,基督徒无须害怕哲学、理性,甚至无须害怕异教文化,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上帝那更宏伟的蓝图的组成部分。这些非基督教的成分应该被好好利用,而不是被盲目排除。

公元300年时,基督教还是少数宗教,但到了400年,已经壮大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教派了。基督徒们不再受到迫害,不再声名狼藉;他们被官方正式承认,身为信徒成了一件光荣的事;他们甚至得到帝国的资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也失去了一开始那种强盛的精神性。

4世纪时,基督教已得到教皇的支持,犹太人仍然可以信奉犹太教。但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对犹太教多持贬抑的态度,最多也就模棱两可。他们认为,犹太教固然历史悠久,曾经起过正面作用,但在现在则是不正当的;他们认为犹太教有问题,甚至认为它是一种邪恶的信仰;他们断言说,犹太教之所以能被容忍,是因为它的“错误”刚好就是基督教需要的反面教材。犹太教神学家对基督教也持有敌意。他们把耶稣描写成一个巫师、叛乱分子,甚至说他是妓女所生。然而国家的力量却站在基督教这边。

中世纪及以后的天主教会一直将此定为标准文本,后来各种语言的《圣经》译作都以此为原本。对西方文明而言,哲罗姆的《圣经》翻译是一项无价的功绩。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是古罗马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作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每天忙于解决那里的政治和宗教问题。他著作颇丰,与各个异教和邪端教义不停地笔战。在笔战中,他讨论了许多至今仍困扰着神学家的关键问题:圣三一的本质、善而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为什么会有恶、教徒生活中婚姻和性的角色、基督教教职的特殊性,以及自由意志和宿命的本质。从他的著作诞生出中世纪哲学和神学的理性基础。

在公元98年,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了一本小书,叫作《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在塔西佗笔下,蛮族人个子很高,蓝色的眼睛,金红的头发,生活在农业村庄里,偶尔会有暴动。他们的这种反应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西欧的许多地方,贵族在此后千余年内都回避城市,而喜欢住在乡村里。

罗马人曾经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现在希腊—罗马文化又被牵引向新的发展方向:农村生活、基督教、地方主义,当然还有蛮族定居。整个5世纪,众多蛮族如哥特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Alemanni)和其他民族都和平地居住在西罗马帝国境内。

伊斯兰文明的惊人扩张,其源起是7世纪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宗教。这种宗教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它给地中海地区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新的宗教,也有独特的阿拉伯文化。在诞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伊斯兰信仰摧垮了基督教在地中海盆地的势力。伊斯兰军队不仅在当年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东征西战,也打到了罗马士兵曾经觊觎过但从未征服过的地方。

伊斯兰文明给西欧带去的远不止这些,而且他们对拜占庭的贡献也不小。除了坚定信仰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穆斯林人还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农作物以及新产品和新思想。

伊斯兰文化遗产,在现在通行于英语中的许多阿拉伯词汇里也有充分反应,比如tariff(关税)、check([棋类术语]将军)、sugar(糖)、bazaar(集市)、arsenal(军火库)、orange(橘子)、apricot(杏)、artichoke(洋蓟)、zero(零)和algebra(代数)。伊斯兰文明对11世纪后中世纪西欧文明的成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将它称为“唤醒”。

“一位说着阿拉伯语的王子,倾情一吻,将欧洲带出几世纪的沉睡”。伊斯兰文明一方面对中世纪欧洲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又极大地丰富了它的文化。

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古兰经》甚至不允许翻译。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也传播开去。

《古兰经》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法律、科学和人文等各方面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是穆斯林学校所有可能开设的课程的标准课本,也是非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们习得阿拉伯语的途径。

在阿拔斯王朝最早的几任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巴格达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巴格达是连结欧、亚、非三大洲的商路的中心。巴格达也是金融中心,其银行系统遍布伊斯兰世界,在各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从巴格达发出的一张支票,可以在往西4000英里的摩洛哥提取现金。

阿拉伯天文学家则更进了一步。艾哈麦德·法尔甘尼(Ahmadal-Farghani,生活于约850)估算出地球直径约为6500英里(约合1万公里),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每一次看到船帆渐渐消失于地平线下,就相当于看到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圣经》的某些段落却不是这么写的,反而认为地球不是圆的(比如第104诗篇)。不过,早在4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就认为《圣经》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不是最准确的。

10世纪时,有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就这样形容他见到的欧洲人:他们体型较大,内心鄙陋,举止粗野,愚笨不堪,口拙舌重。他们的肤色白得夸张,几乎通体泛青……因为成天经受潮湿的雾气,他们的头发很直,而且是红色的。住在越北边的人,就越是愚笨、粗俗,越是野蛮。

在8世纪时,“欧罗巴”这个概念确实才形成没多久。“欧罗巴”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欧罗巴是推罗(Tyre,大致在今天的黎巴嫩)国王的女儿,形容秀美,却被宙斯诱骗失身。不过,直到中世纪早期,欧洲才区别于东方的亚洲及南方的非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被提出来。

846年,穆斯林甚至抢劫了罗马,破坏了教堂,掠走了许多珍宝。对西方基督教界的人民来说,穆斯林强盗的为非作歹让他们更加讨厌伊斯兰的文化和宗教。

奥托手持象征王权的权球和权杖。另外,这个权球也说明,和现在流行的地圆说是哥伦布证明的观点相反,中世纪的地理学家们已经知道大地是圆的。

关于欧洲人当时是如何迎接1000年的到来的,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末世论在中世纪的欧洲显然非常流行,至少对某几个人群来说,耶稣诞生的第1000年意味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1000年左右是一段通常被称为“中世纪中期”(Central Middle Ages)或“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历史时期的开端。此时的欧洲已经汇集着许多新的可能性:贵族、主教、某些地区的国王英明地统治着他们的土地;外族的侵略已渐渐退去;商业开始复兴,特别是在意大利。另外还需加上一些我们马上就要探讨的其他因素:农业技术革新导致欧洲的粮食产量比原先提高了一倍多;教育正在慢慢普及,识字率也在缓慢提高。

1258年,蒙古人占领了巴格达,不仅大肆屠杀居民(据说达到80万人),还杀害了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傀儡皇帝(一说把他卷在毯子里踢死,另一说把他关在堆满宝藏的塔楼里饿死)。

大多数人在1300年时仍然不能阅读,其中女人的比例远远高于男人,但欧洲人已经开始依赖文字记录来明确自己的权利、财产和地位,这样的文字记录包括契约、书信和政府记录等。

◆ 第七章 经济腾飞与社会变迁,约1000—1300

有的城市就傍着修道院的外墙建起来,有的则围绕着城堡或其他堡垒发展起来。这些城堡被称为burg(“堡”),到最后就出现在城市的名字里,直到现在,在城市名称中还可以见到“爱丁‘堡’”(Edinburgh)、“汉‘堡’”(Hamburg)、“匹兹‘堡’”(Pittsburgh)这样的名称。

妇女是入迁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3世纪时,城镇里女性居民的数量通常高于男性。女性喜欢往城里跑,原因可能是城里有更适合女性发展的职业(比如纺纱),也可能是因为农村的资源实在有限,比如遗产传男不传女的不利规则。

城镇最初也受其地区内的贵族、主教或修道院的管制,这一点很符合逻辑。因此,地主可以向城市居民征收各种税费,也可以维持城镇的秩序。但是,城市里最富有的居民——商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反对这样的操作。

11世纪晚期,欧洲掀起了一阵反犹太人热潮,始作俑者便是基督徒。1096年,部分是由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余热,反犹更激烈了,基督徒屠杀了美因茨(Mainz)、沃尔姆斯(Worms)和科隆(Cologne)的所有犹太人。其他城镇的迫害也持续进行;而且他们很快就给犹太人安上了莫须有的指控——仪式谋杀(ritual murder)。

我们可以通过12世纪末的伦敦来了解中世纪城市生活的大致面貌。当时,伦敦的人口有4万左右,是不列颠诸岛最大的城市和整个西北欧的首要商业中心。

到13世纪,骑士和地主,以及他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已经混合为一个贵族阶层。这两群人虽然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依然有很大的差别,但都遵守着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骑士精神(chivalry,源自法语的“马”——cheval)。

虽然今天流传着许多关于中世纪骑士的浪漫形象,但实际上,中世纪的骑士不过是个武装暴徒而已。他们骑着战马,穿戴着头盔和锁子甲,就成了中世纪的坦克(见图7.4)。作战是他训练的目的,也是他的存在理由。现在,通过抢劫物品、敲诈与地主的赠予,他们逐渐致富。

然而,封建社会仍然是一个武士的世界,容不下贵族女性。12世纪时,有些人已经开始吟唱游吟诗人的诗句,歌颂男女之爱,并从中发现女性带来的乐趣。这种爱情后来被称为“骑士之爱”(Courtly love)。

骑士之爱将女性形象理想化到荒唐的境地,把女性放在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地位。但这种爱情观确实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另一种态度,与旧时代将女性视作邪恶的诱惑者、可被骑士随意凌辱、被粗暴丈夫肆意殴打的对象这种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 第八章 朝圣新路,约1000—1250

在中世纪,犹太教发展为一种与法律相结合的、注重内在虔信的、神秘的、考问人类理性能否参透上帝意旨的宗教。

亨利四世为保住皇位,越过阿尔卑斯山请求教皇的原谅。1077年1月,在亚平宁半岛北部的卡诺萨(Canossa)城堡,两人见面了。这可能是中世纪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会面。亨利四世神情卑贱,赤着脚站在雪地里,穿着粗糙破烂的忏悔衣;而格里高历七世,一方面出于牧师的职责,必须原谅忏悔者,另一方面他又确信亨利的忏悔只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已。最后,格里高历收回了驱逐令,亨利四世发誓改过自新,回到日耳曼,开始重建威信。

格里高历在流放中死去。他死前不无苦楚地说道:“我热爱公正,憎恶不公,因此我才会死于流放。”不过,他建立的教皇君主制却留存了下来。

◆ 第九章 征服、十字军和迫害,约1100—1300

1328年,纳瓦拉(Navarre)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1331年赫罗纳(Gerona)也发生类似事件;1355年,皇家军队在托雷多指使了一场大屠杀,塞维利亚的犹太人在1391年或被逼改教,或惨遭杀害。整个半岛的犹太人,或被杀害,或遭改教,或移民他乡。到14世纪末时,伊比利亚的犹太人口几乎减至一半。

十军队战士在耶路撒冷城内大肆庆祝,烧杀抢掠,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未能幸免。一位基督徒目击者用这样的文字来描绘他所见到的耶路撒冷沦陷:如果你正好在那儿,尸体里流出的血可以淹没你的膝盖。还要我多说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他们连女人和小孩都不放过。

发起远征仅三年后,耶路撒冷便被成功夺回,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达到了。之后的几次远征都没有这么顺利,而且之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东征的成果也在慢慢失去。但是,在第一次东征结束之后,欧洲人大喜过望。许多人回到家乡,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也有几千人留在战场,享受战果。

对中世纪时的正统基督徒来说,异教是很值得憎恶的,是对上帝的背叛,是要永世受到诅咒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瘟疫,会祸及他人。宗教裁判官就是要清除他们眼中存在的或潜在的危险。如果要说历史上人类不能理性地对待信仰与行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那宗教裁判官绝对不是始作俑者,也不会是最后一群。

犹太人在1099年被从耶路撒冷驱逐出去,1290年被从英格兰驱逐出去,1306年被从法国驱逐出去(此后法国还下过不少驱逐令),15世纪20年代被从几个自治的日耳曼城市驱逐出去,15世纪90年代则从西班牙、葡萄牙和立陶宛被赶了出去。

在连续不断的反犹太浪潮中,基督教神学家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早期的基督徒对犹太教,虽然能够容忍,但是也经常诋毁它;这种模糊的观念在中世纪神学里一直存在。有些神学家认为,犹太人作为《旧约》的见证人,是很有价值的。

迫害这些特殊人群的理由非常相似,一遍一遍地被人重复:这些人都玷污了善良的基督徒,都有不正常的性行为,都膜拜恶魔。更有意思的是,对所有这些人的恐慌混合在一起,对某一派异教徒的描述就成了下面这样:

晚上,第一轮巡夜时……每户人家都静静地等在当地的犹太教堂里,默不作声;接着,一根绳子垂了下来,上面吊着一只巨大无朋的黑猫。人们看见它,就灭了灯,紧扣牙关哼着经文,渐渐走近他们的主人(也就是那只黑猫)所在的地方,凭感觉摸索着前进,一摸到它就上前亲吻它。他们对它的感情越是强烈,亲吻的部位就越低:有的人直接吻它的脚,但大多数人都去吻它的尾巴和生殖器。接着,好像这样恶心的举动吊起了他们的胃口,每个人都就近找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陷入欲望的狂欢不可自拔。

1300年的欧洲和30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1300年时,欧洲内部的森林和沼泽有些被改造成田地和牧场,外部边境也向东、向南扩张了很多。欧洲人成功进入并统治了一些富饶的大都市,如巴勒莫、托雷多、安提俄克、科尔多瓦和君士坦丁堡。由于十字军战争,欧洲在贸易、文化、学术等方面和伊斯兰文化、拜占庭文化的接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从这个层面讲,欧洲更开放了,伸开手臂来迎接更广阔的世界里所存在的更多机遇。这个过程,一经启动,便由其内在动力推动,不可遏制地向几个方向发展——1271年,马可·波罗远游中国;15世纪时,葡萄牙人来到西非;1492年,哥伦布艰难地发现了新大陆。欧洲变得更开放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却也变得更为闭塞。

◆ 第十章 冲突不断的世界教皇政权和神圣罗马帝国,约1125—1300

最好的几所新学校都位于大城市。在阿尔卑斯山北侧,修院学校被城市教堂——通常是总教堂(cathedral)——里的学校给代替;在伦巴底则被半世俗化的市立学校(municipal school)给代替。教堂学校和市立学校此后一直存在,但只有在11、12世纪时才占到主要地位。这些学校招生人数和教学队伍都日渐扩大;其中一部分在12世纪晚期及之后便发展成大学(university)。

大学从一开始就只为很小一部分人服务。第一,大学只对男性开放;直到19、20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才开始招收女性学生。与此同时,修院学校仍在培养着少数女性。但尽管如此,12世纪教育大发展超过修院学校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只有一个性别享受到这个机会。

◆ 第十一章 国家在成形:英国和法国,约1050—1300

在1066年征服者威廉得胜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英国政府发展成北部欧洲最有效率的政府。税务工作由财务署(exchequer)这个非常复杂的“会计部门”来完成;书面的皇家法令由大法官法庭(chancery)发布;国内的司法公正由法官、专业律师和皇家法院来把持,三者的数量都有了显著增长,尤其是律师。法国的脚步虽然比英国大致慢上半个世纪左右,但其发展路线和英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到13世纪末时,法国的统治阶层已经包括一系列关系复杂的政治和立法机构。依靠君主的非凡人格魅力来统治的神性君权渐渐演变为依靠皇家行政系统的官僚君权。这是中世纪对现代文明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215年,叛乱在兰尼美德(Runnymede)地区结束,贵族们强迫约翰签下《大宪章》(Magna Carta,即the Great Charter)。虽然《大宪章》旨在解决1215年的问题,但它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尽管人们对此理解不一。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大宪章》标志着一种倒退,它支持贵族掌权而非国王掌权。对另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大宪章》标志着一种前进,为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monarchy)打下基础。实际上,两方面都很正确,因为它对传统的旧权力的支持最后导致新的权力的产生。例如,《大宪章》旨在将国王的权力控制在大众传统和封建传统两方面,并做出其他限制,包括只有征得大贵族的同意才能征收赋税。因此,国君就不得不尊重封臣的权力,并在传统习俗的规定之内统治他们;从这些习俗规定中最后诞生出法治的立宪政府。

◆ 第十二章 文学、艺术和思想,约1000—1300

罗马式建筑,是对中世纪早期基督徒的虔信和英雄史诗里那种粗犷力量的补足与平衡;而哥特式建筑——生动的、挺拔的、热烈的,则满含抒情诗与浪漫传奇中的那种高度的敏感。

在罗马式教堂风格中,核心的元素是圆拱(这是从希腊罗马时代借鉴来的);这种结构在罗马式建筑的入口处、窗上、拱廊和石顶上,都能看到。这种建筑风格的主要成就,是以石制圆顶代替了木制的平顶,这使得房子不易着火,从审美角度讲,使整体显得更为完整,且更易让声音产生共鸣。因为体积很大,这些屋顶十分沉重,在向下和向外的方向上制造出巨大的压力,需要巨型的梁柱和很厚的支撑墙。

在那种传统的用墙来支撑房顶的结构之外,又有了一种全新的结构:骨架结构,其中的石制圆顶并不是放在墙上,而是搭在纤细的柱子上,由外部美观的支撑物托起。由此,墙壁成为一个单纯的屏障,不再是结构上的必需,并且渐渐被巨大的彩绘玻璃窗取代;这些玻璃把教堂内部变得既明亮又美丽。巧合的是,制作彩绘玻璃的技艺,正是与哥特式建筑革命同时出现的。在12、13世纪,人们在闪亮的蓝玻璃、红玻璃上描绘出《圣经》片段和宗教传说,在那个时代,如此明亮华美的窗饰是无与伦比的。

兰斯大教堂的尖拱、飞扶壁,还有大窗,这些都是哥特式建筑的特征。

巴黎大学在12、13世纪占据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生如潮水一般涌入巴黎。大多数人从17岁开始进入大学,在这里,学生们住进了出租房间或者寄宿公寓,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论是在环境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个世界都是处于剧烈变迁中的。新来的学生遭受无情的戏弄,而这些戏弄又是花样百出、充满想像力的;不受欢迎的教授被报以嘘声、谩骂,最惨的甚至会被石头砸。哲学上的争论常常发展成激情四溢的智力较量,学生们以各自的教授为中心,分成各式阵营。除了这些口水战之外,还会不时出现武斗事件;小酒馆里的斗嘴吵架时常会升级为全面冲突,在对立的学生帮派,或者学生和城镇居民之间,这类事件屡见不鲜。

巴黎的学生早上五六点钟起床,那时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起,催促他们去上课。

中世纪的学生问父母或监护人写信要钱,有意思的是,信中也往往带着一种现代人的口气:
在这个城市里生活需要很多东西,而且都很昂贵;我必须得租房住,买生活必需品,还有很多我现在没法预计的东西。因此我请求您看在父子情分上,看在神圣的怜悯的分上,帮帮我,我的事业已经开了个好头,有了您的帮助我就能善始善终。
一个父亲这样回复他儿子:
最近我发现你生活荒淫无度,好逸恶劳,别人在学习的时候你却在弹你那破吉他。
在这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高度智慧的、生气勃勃的环境里,学生们完善了自己文学技巧。在学业完成之时,一部分人离开,从事教育或管理工作;另一些则留下继续深造。

对很多中世纪中期的哲学家来说,亚里士多德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直接将其称作“哲学家”——唯一的哲学家。

许多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著作正是从伊斯兰世界进入欧洲的,一同引入的还有大量的评注,以及阿拉伯哲学家、科学家自己的著作。阿拉伯学者开始理解并掌握古希腊知识的时间,要比欧洲人早出许多。伊斯兰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进展,也对欧洲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柏拉图曾经说过“神一直在做几何学”,而格罗斯泰斯特则由这个观点出发,导出了数学是开启自然界奥秘之门的钥匙的结论;他还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了解到从对平凡世界的观察与实验中获得抽象知识的重要性。格罗斯泰斯特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两种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采用了数学和实验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正是现代科学的基石。除此之外,他还从伊斯兰前辈那里得到了启发,提出了新的实验程序,远比亚里士多德的那些方法更为严谨。实验的步骤包括观察、提出假设,以及对假设的验证;这些程序最终发展成为现今的科学方法。

欧洲自然科学的巨大胜利,当然是发生在那之后很久的事情,但其基本手段,却早已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的著作里炼成了。

格罗斯泰斯特的工作由他的弟子、圣芳济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4)延续下去。在罗杰·培根关于科学的著作中,既有大量正确观点,也有很多谬误。培根涉足炼金术,又被好奇心引领到其他许多旁门左道上。他批评逻辑推理和形而上学思考,而这些正是让他同时代的经院哲学家们沉迷其间而难以自拔的东西。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他写下了简洁的、先知式的话:“理性不能让人满足,经验可以。”

◆ 第十三章 饥荒、瘟疫和复苏,约1300—1500

公元1349年2月,斯特拉斯堡的基督教徒杀害了2000余名犹太人;同年7月,定居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全体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8月,美茵茨和科隆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被取缔;而其他一些更小型的犹太人定居点,也同样遭到恐怖的破坏。

◆ 第十四章 通往主权国家之路,约1300—1500

主权——也就是一个国家在法律、内政、外交和公共制度等方面完整不可侵犯的权力——正是建立现代欧洲国家制度的基石。

尽管中世纪晚期的君主们在与教皇的角力中取得了大面积的胜利,但是一直要等到15世纪,国家教会才显露出最初的轮廓。君主们在各自的领土上,还有另一大竞争对手,那就是贵族;在这两者间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中,君主一方逐渐胜出,其具体情形也是类似于前述的对教会的胜利。在中世纪晚期的很多时段里,都有势大难驯的显宦重臣,不断地在侵蚀着皇室的权威。直到公元1450年之后,欧洲的某些君主才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应对那些长期藐视皇权,甚至企图颠覆皇权的公爵、伯爵们。

英格兰的国王们,在中世纪中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较好的行政系统,扩充了法律体系,又明智地使用议会;于是,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动,还是发生在国会的组织方式中。下议院开始成形,虽然还没有发出独立的声音,但是一个代表英格兰民众的政治实体已经初具规模。

欧洲的其他地方则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直到19世纪末,日耳曼和意大利才建立起现代国家。

◆ 第十五章 中世纪晚期文化中的多样性与创造性,约1300—1500

至公元1400年,《圣经》已经有了法文、荷兰文、英文,以及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的版本。同样被广泛翻译的还有很多虔信书籍,包括圣徒生平、神秘主义著作以及有关祈祷的书。在鼓励翻译方面,富有的女性表现尤为突出。她们这样做不仅出于自身考虑,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后代。

彼特拉克由此而成为了人文主义(humanist)教育之父——这种教育通过对古典语言和文学、历史、艺术的学习,使年轻的男孩们成长为优秀的基督徒与优秀公民。

humanism人文主义 一场最早起源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的学术运动,强调(1)对古典时期的崇敬,(2)对文学、艺术和历史教育的重视,(3)对人类潜力的乐观评价。

infidel无信仰者 字面意思是“没有信仰的人”。这是中世纪基督徒给犹太人和穆斯林贴的标签。

年终总结:2018

这是一份迟到的年终总结。

当各个网站各个App各种书单各种总结纷至沓来的时候,这一年似乎又要悄无声息地流逝了。对于自己来说,这是有失去也有收获的一年。做了一些事情,也有很多的事情没做。

写了18博客,读了17,发了110Tweet,输出了255期「翻译圈」主题分享,运营了2个近900人的翻译群,接了20几万字的翻译,也开始接触翻译项目的管理。

和前几年比,书读得少了,博客写得少了,少了的还有一些头发。17年运行了整整一年的「从海底出发」被弃船了。坚持了几个月的单词计划在夏天还是放弃了。放弃的同时还有产品设计的学习以及断断续续更新的「有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

十月想要故地重游的薄刀峰没有去,十二月想要滑雪的神龙架也要到明年了。计划中的翻译Newsletter和公众号计划还没有实施。

但学会了做简单的个人网站。又系统地学习了一遍CAT,发现了更多厉害而有趣的人,以及更多需要学习的软件和技术。机器翻译的领域日新月异,技术和工具带来舒适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和恐慌。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you don’t know.

花费了一些时间在RSSTwitter上,主要是行业动态和专业知识的获取。翻译几乎是这一年的重心,甚至包括工作内容本身。不论是知识星球,还是翻译项目,是兴趣爱好,也是无心插柳。

看了许多的电影,和她一起。搞笑的,伤心的,恐怖的,悲伤的。是消遣时间的一种方式,更是促进交流的一种方式。去年的年度最佳是「海边的曼彻斯特」,今年是「狗十三」。

秋天的时候,舅舅离开了,大概是在我的婚礼之前,他的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在蜜月旅行的最后一站,阿克雷里的夜晚还是早晨,妈妈罕见地打了长途电话过来。她向来也是不紧不慢的人,这一次她的语气显得焦急。

回国的飞机临时改签到成都,落地的第一时间给舅娘打了电话,她笑着说舅舅已经离开了。忍不住地流了眼泪。不知道是想起以前舅舅和爸爸之间的旧事,还是想到舅娘拉着三个孩子以后艰难的日子。

冬天的时候,有了第二个外甥女。妈妈可能既难过,又开心。我甚至心里想着这个小天使的到来是否可以冲淡她心里对于舅舅的思念。那是十一月底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收到姐夫的信息,我想到自己又一次做了舅舅。那天我在Twitter里写道:

「想起思琪出生的那年,我一个人风尘仆仆地坐火车回家。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
思琪和妈妈一起长大,我和姐姐常年在外,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
有时候会想起和姐姐一起度过的童年,如今她才终于有了妈妈的模样。」

当然,最重要的,这一年我也开始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家庭,以及那个赏心悦目陪伴终身的人。关于婚礼,写了这篇「婚礼」,关于冰岛的蜜月旅行,写了这篇「冰岛没有火车」。你说蜜月游记写的犹如小学生水平,婚礼则写得很好。

你可能并不知道,在写那篇「婚礼」的时候,我有很多次回想起那篇「武汉爱情故事」,以及再早一些的「时光倒流二十年」,里面有好几次我们曾经见面又分别的场景,包括类似于爱情像是没有地基的房子一般的悲伤比喻。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确经历了分分合合,却又最终走到了一起。如果说真有什么样句子可以表达这样时过境迁的心情,我想是这些写在「时光」里的预言:

「我有认真地想过,我们曾经在过去里遥望过现在,在倡导速食和干货的时代,那样的遥望看起来漫长到没有尽头。在巨大的时空差距里,这段关系于别人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谁会等一个多年远行的人,谁又会在多年的远行之后想起当初那个人。自己亦偶尔站在今天往回看,看那来时走过的曲折而坎坷的路,一路充满了荆棘与眼泪,心酸与惦念。所有这些听起来有些失落的情感,却早已经构成了一段关系里的重要部分,你想感谢时间,感激它最终原谅了所有的争吵和歧路,使破碎的心得以治愈,使分开的人得以相爱。若是在这走过的路与度过的时间里还有什么遗憾,那也只是相见恨晚,遗憾童年时代的不曾相识,错过了青梅竹马的当初。但又是因为这时间,两个孑然独立的人最终得以在茫茫宇宙之中相遇,从而有了相互搀扶和相伴终身的可能。」

2019年,希望自己可以像张楚在接受许知远采访时讲的那样,「不要太浪漫,要勤奋一点」。

希望自己可以读更多的好书。写更多有质量的博客。「翻译圈」有更多的输出和分享。可以做到更多的翻译项目。当然,翻译的公众号和考试的事情不可以再拖了。另外,希望可以在摄影技术上有所突破。

如果有什么漏掉或者需要更新,那么回头再补充或者调整吧。

附一份2018年的读书列表,虽然评价只有简单粗暴的星星。也希望今年读书的时候,可以写写简单的评论或者笔记,不仅是为了记录读书的那一刻真实的心情或者感受,也是为了年底再写读书总结的时候,总不至于太过空洞。

人类简史 : 从动物到上帝 ★★★★★
未来简史 ★★★
今日简史 : 人类命运大议题 ★★★
区块链技术指南 ★★★
区块链原理、设计与应用 ★★★
区块链技术驱动金融 : 数字货币与智能合约技术 ★★★★
阿勒泰的角落 ★★★
我的阿勒泰 ★★★
冬牧场 ★★★★
东京一年 ★★
梁家河 ★★
882 1/2 Amazing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about the Titanic ★★★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
浪潮之巅 ★★★
非暴力沟通 ★★★
一九八四 ★★★★★
了凡四训 ★★

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一名幸存者

距离1912年4月14日夜里撞上冰山并于次日凌晨彻底沉睡于冰冷的3800米深北大西洋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整整106年的时光已经过去。

作为一艘奥林匹克级邮轮,泰坦尼克号是同级的3艘超级邮轮中的第2艘,与姐妹船奥林匹克号和不列颠号为白星航运公司的乘客们提供大西洋旅行。

这艘由位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哈兰·沃尔夫船厂兴建并成为当时最大的客运轮船,由于其规模相当一艘现代航空母舰,因而号称「上帝也沉没不了的巨型邮轮」。

但在其从英国南安普敦出发,途经法国瑟堡-奥克特维尔以及爱尔兰昆士敦,计划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纽约市的处女航当中,因为人为的错误,最终邮轮不幸撞上冰山,导致超过1500人罹难,堪称20世纪最大的海难事件。

同样作为一场20世纪技术、资本、人力、时间共建的奇迹,泰坦尼克曾经让人看到一个世纪之初鼎盛的欧洲工业时代生产能力、社会阶级形态、审美风尚与生活文化。

但它的沉没,却更像是那个时代中某些光辉的陨落。

借助于现代科技与海洋探测技术的发展,人类最终于海难发生73年后的1985年9月1日成功定位这艘世纪巨轮的沉船遗址,其残骸被美国海洋学家罗伯·巴拉德发现。

然而,伴随着泰坦尼克号沉船发现以及残骸打捞的却是,当年幸免于难的乘客的相续离世。一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初,泰坦尼克号仅剩3名幸存者,皆为女性。

2006年5月6日,一名见证事件的生还者逝世,终年99岁,事发当时5岁。

2007年10月16日,另外一位生还者逝世,终年96岁,事发当时她不足一岁,因此对事件没有回忆。

2009年5月31日,最后一名生还者密尔维娜·狄恩(Millvina Dean)逝世,享寿97岁,事故时她只有9周大,是泰坦尼克号船难中最年轻的生还者,她同样对事件没有记忆。

最后一名生还者逝世后,亦代表泰坦尼克号的所有乘客都已逝世。

关于密尔维娜,多年以来,因为回避众人的关注,而且她本人对其作为泰坦尼克号幸存者的身份避而不谈,所以外界对于她的故事知之甚少,幸而在其晚年的时候,她开始面对自己的那一段往事,并且参加了几次与泰坦尼克有关的活动。

也很少人知道,纵然密尔维娜在1912年这场海难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她却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父亲。甚至连乘坐泰坦尼克号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那是1912年的2月,密尔维娜刚出生不久,她的父亲就决定移民到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他计划在那里开一家烟草店。一家人本打算乘坐白星航运公司的亚得里亚号前往美国,却不料碰上煤矿的工人罢工,最终只好转乘了泰坦尼克号。

密尔维娜和她的母亲以及哥哥最终因为被安排在10号救生艇上,幸而得救。但和多数船上的男性一样,密尔维娜的父亲留了下来,并且在那场灾难中罹难。

密尔维娜后来被卡帕西亚号救起,并于1912年4月18日抵达纽约。

起初,密尔维娜的母亲想要继续前往堪萨斯州,以完成丈夫在美国开始新生活的遗愿。但是在失去丈夫,并留下两个小孩需要照顾的情况下,生活变得异常拮据而艰难,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乘坐RMS亚得里亚号再次返回英国。

在返航的亚得里亚号上,密尔维娜却引起了相当多乘客的关注。1912年5月12日的《每日镜报》中的一篇文章曾这样记载:

“在航行期间,她(密尔维娜)是亚得里亚号的宠物,女人们甚至为这可爱的孩子展开了争夺。以至于一名乘务员只好宣布,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可以轮流举着她,但是每人不得超过十分钟。”

这样的宠爱和眷顾并没有持续密尔维娜的一生。在后来的人生中,密尔维娜和她哥哥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得不来自慈善组织为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提供的基金。密尔维娜本人也是直到八岁时,才知道自己也曾是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

八岁那年,母亲决定再婚,密尔维娜却终身未婚。父亲罹难于那个冰冷的夜晚,哥哥最终也于1992年4月14日去世,恰逢泰坦尼克号海难80周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密尔维娜也曾为英国政府工作,后来担任当地工程公司的采购员。她还做过制图员、秘书和烟草商的助理。

2008年4月,密尔维娜一度接受了在南安普敦举行的纪念沉船96周年的活动,但因呼吸道感染导致健康状况不良被迫取消。

2008年12月,为了支付个人的医疗费,96岁高龄的密尔维娜被迫变卖家中的财物。这其中就包括泰坦尼克号救济基金会发给母亲的一封信,以及沉没之后在纽约提供给她以及母亲的手提箱。变卖筹集了大约32,000英镑。

但在2009年2月,她再次宣布,为了支付日益增加的医疗费,自己会变卖更多的物品。

密尔维娜最终于2009年5月31日上午死于肺炎,在汉普郡Ashurst的一家护理中心。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于2009年10月24日在南安普敦码头撒落。

南安普顿,正是97年前,那艘彻底改变密尔维娜人生的泰坦尼克号当初出发的地方。

她的生命,也曾在这里出发,最终在这里结束和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