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sey的博客

人类创造历史，但是地理环境塑造了他们的选择。

以他们的时代为参照，我们的时代才显得非常不错。说到底，有谁愿意生活在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计算机的时代？而中世纪人也会说，有谁愿意生活在受温室效应威胁、布满核武器和超级都市的时代？

无论如何，中世纪都不是一个沉睡的、可怕的时代，而是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简而言之，西欧改变了整个世界，并将它带入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化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从贫困而极不安定的农业社会发展成强盛而别具一格的文明社会，对当代世界的成形有着深远的影响。

◆ 第一章 罗马的基督教化，约前31—430

长久以来，罗马的贵族妇女被要求呆在家里，先是要服从她们的父亲，再被要求服从她们的丈夫。在帝国统治时期，许多富裕的妇女开始对自己的地产有控制权。她们可以更自由地游历四方，在结婚和离婚的事务上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一些上层阶层的妇女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这些变化的影响力却很小。绝大多数罗马妇女地位都很低，受父亲或丈夫的制约；大部分妇女和她们的父亲、丈夫一样，欺压奴隶、赋役农和贫苦的劳动者。普通妇女的劳动对她们的主人或家庭来说都非常珍贵，不应该被限制在家里。

他被带给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罪名是自称为犹太人之王。这在当时罪同叛国。在公元30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项刑罚一般用来处死非罗马人。

“我和圣父是一体”（I and the Father are one.）——耶稣的追随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关于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二者都是的这些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长久以来对灵魂和身体、物质和精神、大地和天堂之间的关系的争论，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有的教徒非常富裕，可以给新的基督教社群提供住所和经济支持。妇女在早期的基督徒集会里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督教在最初时期就吸引了许多这样的富人，后来更是吸引了罗马社会里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甚至城市里的穷人。芸芸众生之所以觉得基督这位救世主比较容易接受，也许是因为他曾经是位木匠，曾经与渔夫、娼妓等可鄙的人为伍。他是被帝国专权者钉上十字架的，他保证会拯救所有的追随者——不论男女、不论贵贱。最初改信基督的人，不论出自哪一个阶层，大多是城市居民。

洗礼（baptism）是另一种圣礼，新信徒由此被召入教会，所有的罪被宽恕，并接受神的恩惠。因为洗礼能够洗清所有的罪，有些人直到临死才受洗。在1世纪末，信徒们已经写下不少关于自己的信仰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失传，有的被后世摒弃，但有四部被认为是马太（Matthew）、马可（Mark）、路加（Luke）和约翰（John）所作，后来成为福音书（Gospel），成为《新约》（New Testament）的核心内容。

自基督耶稣以来，我们不再需要争论；自传报了福音以来，也不再需要逻辑分析。德尔图良的这种理论使一部分人大惊失色，而另一部分人则拍手称快。亚历山德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约150—215）和他的学生俄利根（Origen，约185—254）就强烈反对这种说法。对他们而言，基督徒无须害怕哲学、理性，甚至无须害怕异教文化，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上帝那更宏伟的蓝图的组成部分。这些非基督教的成分应该被好好利用，而不是被盲目排除。

公元300年时，基督教还是少数宗教，但到了400年，已经壮大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教派了。基督徒们不再受到迫害，不再声名狼藉；他们被官方正式承认，身为信徒成了一件光荣的事；他们甚至得到帝国的资助。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也失去了一开始那种强盛的精神性。

4世纪时，基督教已得到教皇的支持，犹太人仍然可以信奉犹太教。但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对犹太教多持贬抑的态度，最多也就模棱两可。他们认为，犹太教固然历史悠久，曾经起过正面作用，但在现在则是不正当的；他们认为犹太教有问题，甚至认为它是一种邪恶的信仰；他们断言说，犹太教之所以能被容忍，是因为它的“错误”刚好就是基督教需要的反面教材。犹太教神学家对基督教也持有敌意。他们把耶稣描写成一个巫师、叛乱分子，甚至说他是妓女所生。然而国家的力量却站在基督教这边。

中世纪及以后的天主教会一直将此定为标准文本，后来各种语言的《圣经》译作都以此为原本。对西方文明而言，哲罗姆的《圣经》翻译是一项无价的功绩。

希波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是古罗马最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作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每天忙于解决那里的政治和宗教问题。他著作颇丰，与各个异教和邪端教义不停地笔战。在笔战中，他讨论了许多至今仍困扰着神学家的关键问题：圣三一的本质、善而全能的上帝创造的世界里为什么会有恶、教徒生活中婚姻和性的角色、基督教教职的特殊性，以及自由意志和宿命的本质。从他的著作诞生出中世纪哲学和神学的理性基础。

在公元98年，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了一本小书，叫作《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在塔西佗笔下，蛮族人个子很高，蓝色的眼睛，金红的头发，生活在农业村庄里，偶尔会有暴动。他们的这种反应对后世影响很大：在西欧的许多地方，贵族在此后千余年内都回避城市，而喜欢住在乡村里。

罗马人曾经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现在希腊—罗马文化又被牵引向新的发展方向：农村生活、基督教、地方主义，当然还有蛮族定居。整个5世纪，众多蛮族如哥特人、法兰克人、阿勒曼尼人（Alemanni）和其他民族都和平地居住在西罗马帝国境内。

伊斯兰文明的惊人扩张，其源起是7世纪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宗教。这种宗教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它给地中海地区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新的宗教，也有独特的阿拉伯文化。在诞生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伊斯兰信仰摧垮了基督教在地中海盆地的势力。伊斯兰军队不仅在当年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东征西战，也打到了罗马士兵曾经觊觎过但从未征服过的地方。

伊斯兰文明给西欧带去的远不止这些，而且他们对拜占庭的贡献也不小。除了坚定信仰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穆斯林人还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农作物以及新产品和新思想。

伊斯兰文化遗产，在现在通行于英语中的许多阿拉伯词汇里也有充分反应，比如tariff（关税）、check（[棋类术语]将军）、sugar（糖）、bazaar（集市）、arsenal（军火库）、orange（橘子）、apricot（杏）、artichoke（洋蓟）、zero（零）和algebra（代数）。伊斯兰文明对11世纪后中世纪西欧文明的成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将它称为“唤醒”。

“一位说着阿拉伯语的王子，倾情一吻，将欧洲带出几世纪的沉睡”。伊斯兰文明一方面对中世纪欧洲形成挑战，另一方面又极大地丰富了它的文化。

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古兰经》甚至不允许翻译。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语也传播开去。

《古兰经》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法律、科学和人文等各方面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它是穆斯林学校所有可能开设的课程的标准课本，也是非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们习得阿拉伯语的途径。

在阿拔斯王朝最早的几任哈里发的统治之下，巴格达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巴格达是连结欧、亚、非三大洲的商路的中心。巴格达也是金融中心，其银行系统遍布伊斯兰世界，在各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从巴格达发出的一张支票，可以在往西4000英里的摩洛哥提取现金。

阿拉伯天文学家则更进了一步。艾哈麦德·法尔甘尼（Ahmadal-Farghani，生活于约850）估算出地球直径约为6500英里（约合1万公里），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每一次看到船帆渐渐消失于地平线下，就相当于看到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圣经》的某些段落却不是这么写的，反而认为地球不是圆的（比如第104诗篇）。不过，早在4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就认为《圣经》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并不是最准确的。

10世纪时，有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就这样形容他见到的欧洲人：他们体型较大，内心鄙陋，举止粗野，愚笨不堪，口拙舌重。他们的肤色白得夸张，几乎通体泛青……因为成天经受潮湿的雾气，他们的头发很直，而且是红色的。住在越北边的人，就越是愚笨、粗俗，越是野蛮。

在8世纪时，“欧罗巴”这个概念确实才形成没多久。“欧罗巴”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欧罗巴是推罗（Tyre，大致在今天的黎巴嫩）国王的女儿，形容秀美，却被宙斯诱骗失身。不过，直到中世纪早期，欧洲才区别于东方的亚洲及南方的非洲，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概念被提出来。

846年，穆斯林甚至抢劫了罗马，破坏了教堂，掠走了许多珍宝。对西方基督教界的人民来说，穆斯林强盗的为非作歹让他们更加讨厌伊斯兰的文化和宗教。

奥托手持象征王权的权球和权杖。另外，这个权球也说明，和现在流行的地圆说是哥伦布证明的观点相反，中世纪的地理学家们已经知道大地是圆的。

关于欧洲人当时是如何迎接1000年的到来的，历史学家们意见不一。末世论在中世纪的欧洲显然非常流行，至少对某几个人群来说，耶稣诞生的第1000年意味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1000年左右是一段通常被称为“中世纪中期”（Central Middle Ages）或“中世纪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历史时期的开端。此时的欧洲已经汇集着许多新的可能性：贵族、主教、某些地区的国王英明地统治着他们的土地；外族的侵略已渐渐退去；商业开始复兴，特别是在意大利。另外还需加上一些我们马上就要探讨的其他因素：农业技术革新导致欧洲的粮食产量比原先提高了一倍多；教育正在慢慢普及，识字率也在缓慢提高。

1258年，蒙古人占领了巴格达，不仅大肆屠杀居民（据说达到80万人），还杀害了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傀儡皇帝（一说把他卷在毯子里踢死，另一说把他关在堆满宝藏的塔楼里饿死）。

大多数人在1300年时仍然不能阅读，其中女人的比例远远高于男人，但欧洲人已经开始依赖文字记录来明确自己的权利、财产和地位，这样的文字记录包括契约、书信和政府记录等。

◆ 第七章 经济腾飞与社会变迁，约1000—1300

有的城市就傍着修道院的外墙建起来，有的则围绕着城堡或其他堡垒发展起来。这些城堡被称为burg（“堡”），到最后就出现在城市的名字里，直到现在，在城市名称中还可以见到“爱丁‘堡’”（Edinburgh）、“汉‘堡’”（Hamburg）、“匹兹‘堡’”（Pittsburgh）这样的名称。

妇女是入迁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3世纪时，城镇里女性居民的数量通常高于男性。女性喜欢往城里跑，原因可能是城里有更适合女性发展的职业（比如纺纱），也可能是因为农村的资源实在有限，比如遗产传男不传女的不利规则。

城镇最初也受其地区内的贵族、主教或修道院的管制，这一点很符合逻辑。因此，地主可以向城市居民征收各种税费，也可以维持城镇的秩序。但是，城市里最富有的居民——商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反对这样的操作。

11世纪晚期，欧洲掀起了一阵反犹太人热潮，始作俑者便是基督徒。1096年，部分是由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余热，反犹更激烈了，基督徒屠杀了美因茨（Mainz）、沃尔姆斯（Worms）和科隆（Cologne）的所有犹太人。其他城镇的迫害也持续进行；而且他们很快就给犹太人安上了莫须有的指控——仪式谋杀（ritual murder）。

我们可以通过12世纪末的伦敦来了解中世纪城市生活的大致面貌。当时，伦敦的人口有4万左右，是不列颠诸岛最大的城市和整个西北欧的首要商业中心。

到13世纪，骑士和地主，以及他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已经混合为一个贵族阶层。这两群人虽然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依然有很大的差别，但都遵守着一种共同的行为规范——骑士精神（chivalry，源自法语的“马”——cheval）。

虽然今天流传着许多关于中世纪骑士的浪漫形象，但实际上，中世纪的骑士不过是个武装暴徒而已。他们骑着战马，穿戴着头盔和锁子甲，就成了中世纪的坦克（见图7.4）。作战是他训练的目的，也是他的存在理由。现在，通过抢劫物品、敲诈与地主的赠予，他们逐渐致富。

然而，封建社会仍然是一个武士的世界，容不下贵族女性。12世纪时，有些人已经开始吟唱游吟诗人的诗句，歌颂男女之爱，并从中发现女性带来的乐趣。这种爱情后来被称为“骑士之爱”（Courtly love）。

骑士之爱将女性形象理想化到荒唐的境地，把女性放在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地位。但这种爱情观确实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另一种态度，与旧时代将女性视作邪恶的诱惑者、可被骑士随意凌辱、被粗暴丈夫肆意殴打的对象这种观念形成鲜明对比。

◆ 第八章 朝圣新路，约1000—1250

在中世纪，犹太教发展为一种与法律相结合的、注重内在虔信的、神秘的、考问人类理性能否参透上帝意旨的宗教。

亨利四世为保住皇位，越过阿尔卑斯山请求教皇的原谅。1077年1月，在亚平宁半岛北部的卡诺萨（Canossa）城堡，两人见面了。这可能是中世纪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会面。亨利四世神情卑贱，赤着脚站在雪地里，穿着粗糙破烂的忏悔衣；而格里高历七世，一方面出于牧师的职责，必须原谅忏悔者，另一方面他又确信亨利的忏悔只是为了他的政治目的而已。最后，格里高历收回了驱逐令，亨利四世发誓改过自新，回到日耳曼，开始重建威信。

格里高历在流放中死去。他死前不无苦楚地说道：“我热爱公正，憎恶不公，因此我才会死于流放。”不过，他建立的教皇君主制却留存了下来。

◆ 第九章 征服、十字军和迫害，约1100—1300

1328年，纳瓦拉（Navarre）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1331年赫罗纳（Gerona）也发生类似事件；1355年，皇家军队在托雷多指使了一场大屠杀，塞维利亚的犹太人在1391年或被逼改教，或惨遭杀害。整个半岛的犹太人，或被杀害，或遭改教，或移民他乡。到14世纪末时，伊比利亚的犹太人口几乎减至一半。

十军队战士在耶路撒冷城内大肆庆祝，烧杀抢掠，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未能幸免。一位基督徒目击者用这样的文字来描绘他所见到的耶路撒冷沦陷：如果你正好在那儿，尸体里流出的血可以淹没你的膝盖。还要我多说什么呢？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他们连女人和小孩都不放过。

发起远征仅三年后，耶路撒冷便被成功夺回，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目的达到了。之后的几次远征都没有这么顺利，而且之后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东征的成果也在慢慢失去。但是，在第一次东征结束之后，欧洲人大喜过望。许多人回到家乡，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也有几千人留在战场，享受战果。

对中世纪时的正统基督徒来说，异教是很值得憎恶的，是对上帝的背叛，是要永世受到诅咒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瘟疫，会祸及他人。宗教裁判官就是要清除他们眼中存在的或潜在的危险。如果要说历史上人类不能理性地对待信仰与行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那宗教裁判官绝对不是始作俑者，也不会是最后一群。

犹太人在1099年被从耶路撒冷驱逐出去，1290年被从英格兰驱逐出去，1306年被从法国驱逐出去（此后法国还下过不少驱逐令），15世纪20年代被从几个自治的日耳曼城市驱逐出去，15世纪90年代则从西班牙、葡萄牙和立陶宛被赶了出去。

在连续不断的反犹太浪潮中，基督教神学家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早期的基督徒对犹太教，虽然能够容忍，但是也经常诋毁它；这种模糊的观念在中世纪神学里一直存在。有些神学家认为，犹太人作为《旧约》的见证人，是很有价值的。

迫害这些特殊人群的理由非常相似，一遍一遍地被人重复：这些人都玷污了善良的基督徒，都有不正常的性行为，都膜拜恶魔。更有意思的是，对所有这些人的恐慌混合在一起，对某一派异教徒的描述就成了下面这样：

晚上，第一轮巡夜时……每户人家都静静地等在当地的犹太教堂里，默不作声；接着，一根绳子垂了下来，上面吊着一只巨大无朋的黑猫。人们看见它，就灭了灯，紧扣牙关哼着经文，渐渐走近他们的主人（也就是那只黑猫）所在的地方，凭感觉摸索着前进，一摸到它就上前亲吻它。他们对它的感情越是强烈，亲吻的部位就越低：有的人直接吻它的脚，但大多数人都去吻它的尾巴和生殖器。接着，好像这样恶心的举动吊起了他们的胃口，每个人都就近找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陷入欲望的狂欢不可自拔。

1300年的欧洲和30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1300年时，欧洲内部的森林和沼泽有些被改造成田地和牧场，外部边境也向东、向南扩张了很多。欧洲人成功进入并统治了一些富饶的大都市，如巴勒莫、托雷多、安提俄克、科尔多瓦和君士坦丁堡。由于十字军战争，欧洲在贸易、文化、学术等方面和伊斯兰文化、拜占庭文化的接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从这个层面讲，欧洲更开放了，伸开手臂来迎接更广阔的世界里所存在的更多机遇。这个过程，一经启动，便由其内在动力推动，不可遏制地向几个方向发展——1271年，马可·波罗远游中国；15世纪时，葡萄牙人来到西非；1492年，哥伦布艰难地发现了新大陆。欧洲变得更开放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讲，却也变得更为闭塞。

◆ 第十章 冲突不断的世界教皇政权和神圣罗马帝国，约1125—1300

最好的几所新学校都位于大城市。在阿尔卑斯山北侧，修院学校被城市教堂——通常是总教堂（cathedral）——里的学校给代替；在伦巴底则被半世俗化的市立学校（municipal school）给代替。教堂学校和市立学校此后一直存在，但只有在11、12世纪时才占到主要地位。这些学校招生人数和教学队伍都日渐扩大；其中一部分在12世纪晚期及之后便发展成大学（university）。

大学从一开始就只为很小一部分人服务。第一，大学只对男性开放；直到19、20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大学才开始招收女性学生。与此同时，修院学校仍在培养着少数女性。但尽管如此，12世纪教育大发展超过修院学校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只有一个性别享受到这个机会。

◆ 第十一章 国家在成形：英国和法国，约1050—1300

在1066年征服者威廉得胜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英国政府发展成北部欧洲最有效率的政府。税务工作由财务署（exchequer）这个非常复杂的“会计部门”来完成；书面的皇家法令由大法官法庭（chancery）发布；国内的司法公正由法官、专业律师和皇家法院来把持，三者的数量都有了显著增长，尤其是律师。法国的脚步虽然比英国大致慢上半个世纪左右，但其发展路线和英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到13世纪末时，法国的统治阶层已经包括一系列关系复杂的政治和立法机构。依靠君主的非凡人格魅力来统治的神性君权渐渐演变为依靠皇家行政系统的官僚君权。这是中世纪对现代文明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215年，叛乱在兰尼美德（Runnymede）地区结束，贵族们强迫约翰签下《大宪章》（Magna Carta，即the Great Charter）。虽然《大宪章》旨在解决1215年的问题，但它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尽管人们对此理解不一。对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大宪章》标志着一种倒退，它支持贵族掌权而非国王掌权。对另一些历史学家来说，《大宪章》标志着一种前进，为英国后来的君主立宪政体（constitutional monarchy）打下基础。实际上，两方面都很正确，因为它对传统的旧权力的支持最后导致新的权力的产生。例如，《大宪章》旨在将国王的权力控制在大众传统和封建传统两方面，并做出其他限制，包括只有征得大贵族的同意才能征收赋税。因此，国君就不得不尊重封臣的权力，并在传统习俗的规定之内统治他们；从这些习俗规定中最后诞生出法治的立宪政府。

◆ 第十二章 文学、艺术和思想，约1000—1300

罗马式建筑，是对中世纪早期基督徒的虔信和英雄史诗里那种粗犷力量的补足与平衡；而哥特式建筑——生动的、挺拔的、热烈的，则满含抒情诗与浪漫传奇中的那种高度的敏感。

在罗马式教堂风格中，核心的元素是圆拱（这是从希腊罗马时代借鉴来的）；这种结构在罗马式建筑的入口处、窗上、拱廊和石顶上，都能看到。这种建筑风格的主要成就，是以石制圆顶代替了木制的平顶，这使得房子不易着火，从审美角度讲，使整体显得更为完整，且更易让声音产生共鸣。因为体积很大，这些屋顶十分沉重，在向下和向外的方向上制造出巨大的压力，需要巨型的梁柱和很厚的支撑墙。

在那种传统的用墙来支撑房顶的结构之外，又有了一种全新的结构：骨架结构，其中的石制圆顶并不是放在墙上，而是搭在纤细的柱子上，由外部美观的支撑物托起。由此，墙壁成为一个单纯的屏障，不再是结构上的必需，并且渐渐被巨大的彩绘玻璃窗取代；这些玻璃把教堂内部变得既明亮又美丽。巧合的是，制作彩绘玻璃的技艺，正是与哥特式建筑革命同时出现的。在12、13世纪，人们在闪亮的蓝玻璃、红玻璃上描绘出《圣经》片段和宗教传说，在那个时代，如此明亮华美的窗饰是无与伦比的。

兰斯大教堂的尖拱、飞扶壁，还有大窗，这些都是哥特式建筑的特征。

巴黎大学在12、13世纪占据了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生如潮水一般涌入巴黎。大多数人从17岁开始进入大学，在这里，学生们住进了出租房间或者寄宿公寓，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论是在环境上，还是在思想上，这个世界都是处于剧烈变迁中的。新来的学生遭受无情的戏弄，而这些戏弄又是花样百出、充满想像力的；不受欢迎的教授被报以嘘声、谩骂，最惨的甚至会被石头砸。哲学上的争论常常发展成激情四溢的智力较量，学生们以各自的教授为中心，分成各式阵营。除了这些口水战之外，还会不时出现武斗事件；小酒馆里的斗嘴吵架时常会升级为全面冲突，在对立的学生帮派，或者学生和城镇居民之间，这类事件屡见不鲜。

巴黎的学生早上五六点钟起床，那时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起，催促他们去上课。

中世纪的学生问父母或监护人写信要钱，有意思的是，信中也往往带着一种现代人的口气：
在这个城市里生活需要很多东西，而且都很昂贵；我必须得租房住，买生活必需品，还有很多我现在没法预计的东西。因此我请求您看在父子情分上，看在神圣的怜悯的分上，帮帮我，我的事业已经开了个好头，有了您的帮助我就能善始善终。
一个父亲这样回复他儿子：
最近我发现你生活荒淫无度，好逸恶劳，别人在学习的时候你却在弹你那破吉他。
在这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高度智慧的、生气勃勃的环境里，学生们完善了自己文学技巧。在学业完成之时，一部分人离开，从事教育或管理工作；另一些则留下继续深造。

对很多中世纪中期的哲学家来说，亚里士多德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直接将其称作“哲学家”——唯一的哲学家。

许多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著作正是从伊斯兰世界进入欧洲的，一同引入的还有大量的评注，以及阿拉伯哲学家、科学家自己的著作。阿拉伯学者开始理解并掌握古希腊知识的时间，要比欧洲人早出许多。伊斯兰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进展，也对欧洲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柏拉图曾经说过“神一直在做几何学”，而格罗斯泰斯特则由这个观点出发，导出了数学是开启自然界奥秘之门的钥匙的结论；他还从亚里士多德那里了解到从对平凡世界的观察与实验中获得抽象知识的重要性。格罗斯泰斯特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两种传统联系在一起，同时采用了数学和实验的方法——而这两种方法，正是现代科学的基石。除此之外，他还从伊斯兰前辈那里得到了启发，提出了新的实验程序，远比亚里士多德的那些方法更为严谨。实验的步骤包括观察、提出假设，以及对假设的验证；这些程序最终发展成为现今的科学方法。

欧洲自然科学的巨大胜利，当然是发生在那之后很久的事情，但其基本手段，却早已在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的著作里炼成了。

格罗斯泰斯特的工作由他的弟子、圣芳济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4）延续下去。在罗杰·培根关于科学的著作中，既有大量正确观点，也有很多谬误。培根涉足炼金术，又被好奇心引领到其他许多旁门左道上。他批评逻辑推理和形而上学思考，而这些正是让他同时代的经院哲学家们沉迷其间而难以自拔的东西。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他写下了简洁的、先知式的话：“理性不能让人满足，经验可以。”

◆ 第十三章 饥荒、瘟疫和复苏，约1300—1500

公元1349年2月，斯特拉斯堡的基督教徒杀害了2000余名犹太人；同年7月，定居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全体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8月，美茵茨和科隆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被取缔；而其他一些更小型的犹太人定居点，也同样遭到恐怖的破坏。

◆ 第十四章 通往主权国家之路，约1300—1500

主权——也就是一个国家在法律、内政、外交和公共制度等方面完整不可侵犯的权力——正是建立现代欧洲国家制度的基石。

尽管中世纪晚期的君主们在与教皇的角力中取得了大面积的胜利，但是一直要等到15世纪，国家教会才显露出最初的轮廓。君主们在各自的领土上，还有另一大竞争对手，那就是贵族；在这两者间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中，君主一方逐渐胜出，其具体情形也是类似于前述的对教会的胜利。在中世纪晚期的很多时段里，都有势大难驯的显宦重臣，不断地在侵蚀着皇室的权威。直到公元1450年之后，欧洲的某些君主才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应对那些长期藐视皇权，甚至企图颠覆皇权的公爵、伯爵们。

英格兰的国王们，在中世纪中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较好的行政系统，扩充了法律体系，又明智地使用议会；于是，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巩固。

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动，还是发生在国会的组织方式中。下议院开始成形，虽然还没有发出独立的声音，但是一个代表英格兰民众的政治实体已经初具规模。

欧洲的其他地方则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一直到19世纪末，日耳曼和意大利才建立起现代国家。

◆ 第十五章 中世纪晚期文化中的多样性与创造性，约1300—1500

至公元1400年，《圣经》已经有了法文、荷兰文、英文，以及其他大多数欧洲语言的版本。同样被广泛翻译的还有很多虔信书籍，包括圣徒生平、神秘主义著作以及有关祈祷的书。在鼓励翻译方面，富有的女性表现尤为突出。她们这样做不仅出于自身考虑，也是为了能更好地培养后代。

彼特拉克由此而成为了人文主义（humanist）教育之父——这种教育通过对古典语言和文学、历史、艺术的学习，使年轻的男孩们成长为优秀的基督徒与优秀公民。

humanism人文主义 一场最早起源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的学术运动，强调（1）对古典时期的崇敬，（2）对文学、艺术和历史教育的重视，（3）对人类潜力的乐观评价。

infidel无信仰者 字面意思是“没有信仰的人”。这是中世纪基督徒给犹太人和穆斯林贴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