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春天晚上

在小区楼下的路边摊买一碗蛋炒面,八块钱。

炒面的是一个女人,有一点胖,我猜不出她的年纪,这样的女人,十几岁的你可能见过,三十几岁的你可能也见过。她的外表和她的年纪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南方春天四月的某个晚上,春风沉醉,夜色微凉,街上有人穿裙子,也有人穿薄薄的袄,女人穿了粉色T恤,夜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无精打采地趴在了她那有些汗珠的额头上。她仿佛在用力地支撑着一张涨红的脸。

扫码付款,前面还有三个中年男人在“排队”,他们站成一排,戴着黄色的安全帽,衣服上满是泥和灰,大概是附近刚下工的民工。男人们痴痴地看着,不知道是在看她炒饭,还是在看她。我在他们背后默默地等。我不赶时间。

想起下雨的昨晚,或者某个下雨的晚上,去另一家室内的小餐馆吃饭,也曾来回路过这里,她的摊位就摆在那显眼的路口处。当然这可能也是我的臆想,毕竟谁会去留意一个街边炒饭的女人。

但摊位上只有这么一个女人,她的炒饭功夫甚至算不上成熟,掂锅的动作显得迟钝而吃力,毕竟那口锅太沉了,锅底看起来也厚,锅柄快赶上一个人的手腕。虽然说是掂锅,锅底却在不争气地和煤气灶彼此摩擦,一部分炒饭洒落在灶台上,灶台显得杂乱无章。她视而不见,又或者她根本没有空隙。

最后终于炒好了我的那一份,我和她说“谢谢”,她说“不客气,慢走”,语气里透露出轻松愉快,毕竟我是此刻的最后一位顾客。

这是我第一次来她的摊位,之前喜欢去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里,小伙子炒饭炒面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你感觉他不是在做一份辛苦的工作,而是在耍一场精彩的把戏。也常常有一个女孩给他帮忙,不知道是他的女朋友还是妻子,虽然他看起来根本不需要帮忙。

最近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小伙子。

大约是两周之前的某个上午,我曾见过一群穿制服的人,个个手持盾牌和警棍,街边停着闪着灯的警车。虽然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属于冲突的另一方,但街边有几个摊位的餐车在慌乱中收拾。更多的是默默围观的路人。

接下来的一些夜晚,整条街道显得异常地空旷。那些炒饭的,卖烧烤的,贴手机膜的,卖煎饺的,倒卖玩具和袜子的人们,像是达成了某种共识,几乎在一夜之间绝迹。

这是从北京回南方的第四个春天。我喜欢武汉,我也喜欢武汉的夜晚,比起美食荒漠的那些城市,这个城市所有的路边摊让人觉得幸福而安慰,像那路边的树,像这春天夜里的风,是充满人间烟火的浪漫。

但今年的春天,又总让人有些不好的联想,比如前一阵子,我和她说,为什么最近夜里送餐的常常是女性或者中年男性(那一阵我们经常在深夜里点烧烤外卖),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再比如今天晚上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炒饭的女人。我猜不到,为什么这样辛苦的工作,整个晚上只有她一个人在忙前忙后。我猜不到这些个体背后的故事。

而许多的今晚构成的这个四月,距离去年那个“摆摊吧,后浪”的四月,也仅仅过了一年而已。

欧美“休战”事件:一场身份政治与诗歌翻译的论战

风波背景:《因种族指责,荷兰诗人婉拒美国黑人作品翻译任务

诗人 Amanda Gorman 曾以呼吁美国国内的团结而扬名,但在欧洲翻译她的作品的工作却引发了分裂性的辩论。

“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搁置分歧,”在1月份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上这位23岁的女孩在其标志性的表演中如此朗诵

但在欧洲,那首诗 “The Hill We Climb“的翻译使人们的分歧已经日趋尖锐。

风波最早从荷兰掀起,当时,活动家兼记者 Janice Deul 说(参见 Deul 发表于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 上的评论文章),让 Marieke Lucas Rijneveld——一个拥有白人皮肤的诗人——来从事这项翻译工作是 “不可思议的”(incomprehensible)。

译者 Rijneveld 对这一骚动 “感到震惊”(shocked as the uproar),于是退出了翻译项目,出版社 Meulenhoff 也表示歉意,说它 “错失了一个为一位年轻黑人女性提供讲台的巨大机会”(“missed an enormous opportunity to give a young black woman a podium)。

然而,这件事在 Gorman 的西班牙语翻译 Nuria Barrios 那里闹得也很不愉快,Barrios 说,Deul 的胜利是 “灾难性的”(catastrophic)。

“这是身份主义政治对创作自由的胜利(It is the victory of identity politics over creative freedom),”译者 Barrios 于3月11日在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上写道

几周后,Barrios 分享了一篇《纽约时报》书刊栏目上关于这场欧洲辩论的文章,大声疾呼地问,这是否是 “身份政治和翻译论战的最后一搏”(last gasp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identity politics and translation),并希望 “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来改善女性翻译的工作条件,因为她们所受的不公平对待,以及,不管她们是什么肤色。”

随着推特西语圈的持续发酵,Gorman 的加泰罗尼亚语出版商 Univers 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选择的翻译 Victor Obiols,并得出粗暴结论,他连性别都不合适,于是将其辞退。

“他们告诉我,我不适合翻译这个作品,”译者Obiols 告诉法新社。”他们并没有质疑我的能力,但他们已经在寻找其他人选,必须是女性、年轻、活动家,最好是黑人。”

在德国,”Den Huegel hinauf “(即 The Hill We Climb 的德语译本)与该书的美国版在同一天发行,但德国的批评更多的是关于诗句的译文质量。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一场惨败(fiasco)。”奥地利《标准报》(Der Standard痛斥道。

该报将文体上的缺陷归咎于三人组成的翻译团队——其中包括黑人 Hadija Haruna-Oelker 和土耳其裔的 Kubra Gumusay“——“相比女权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他们在文学和新闻领域太不活跃了”。

在意大利,出版商 Garzanti 争取到了一位年轻译者 Francesca Spinelli,而且显然得到了 Gorman 的认可。

据意大利《Il Libraio》杂志报道,译者 Spinelli 对可能会席卷她的荷兰争议进行了驳斥,她将其描述为 “一场煽动性的、略显混乱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说法,但往往却在鸡同鸭讲”。

不过,匈牙利的开放图书出版社(Open Books Publisher)倒是想出了最有创意的办法,他们利用罗姆族少数族裔的成员,以保持戈尔曼诗歌的基本精神,而不是简单地引进美国的种族政治。但翻译目前还没有完成。

法国的情况相对较好,出版商 Fayard 选择了艺名为 “Lous and the Yakuza “的刚果裔歌手 Marie-Pierra Kakoma 来翻译,她在法国魅力十足。

瑞典最后也选择了一位歌手,不过是一位男性,Jason Diakite,艺名 Timbuktu,他的父母是美国人,这次选择没有引起明显的不满。Diakite 说对这首诗感觉 “很熟悉”,因为韵律丰富,也很像说唱。

在巴西,他们找到了一位黑人女性,记者兼诗人 Stephanie Borges

“这是一场极其重要的辩论,”巴西出版商 Intrinseca 的编辑 Talitha Perisse 告诉法新社。”我们希望大家继续辩论下去,这样才能真正给文学界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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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界人士对《休战》事件及机器翻译发表看法

因评论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长篇小说《休战译者“机翻痕迹太重”,一名豆瓣用户致歉并引发了一系列广泛的舆论关注

近日,针对该翻译事件以及事件中涉及的机器翻译问题,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译者编程入门指南》作者韩林涛老师、青年翻译家陈以侃老师、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副教授何文忠博士、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名誉院长、翻译学博士刘和平老师、书评、影评人南桥老师、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宗成庆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王华树老师纷纷发表了评论。

南桥老师在其发表于澎湃网的《机翻什么时候不是侮辱?》一文中表示:“此次论争中暴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对机器翻译的态度。为什么译者会对“机翻”反感?为什么逐字逐句人肉翻译才是人间正道?据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为内核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此革命浪潮中,人和机器如何相互促进?机器会代替人吗?”

韩林涛老师在其公众号《为什么我们会误解机器翻译?》一文中对事件进行了定性:“此事因各方对机器翻译的误解而起,兴于网民对学术权力滥用和行政决策不公的挞伐,终将引发我们对文学翻译、翻译教育、翻译研究和机器翻译关系的再思考。”并表示“整件事情反映出的人文社科圈子对机器翻译的无知却那么的令人咋舌”,同时,对机器翻译技术、教育教学、文学翻译、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译者素养等话题提出了一连串26问。

刘和平老师在其公众号《谁该背锅?非翻译软件,非学术,非行政……》一文中发表评论:第一,当事人因年轻出现“冒失”行为,但发表意见本身并没有错误,这是事实。第二,判断译本“有机器翻译痕迹”并非当事人对“机器翻译”本身有误解。第三,涉事人的“评论”属于个人行为,不应通过渠道将相关老师牵涉在内,更不应该对其所在学校进行“攻击”(学校微博出现+千条留言)。第四,在AI时代和后疫情时期,拥抱技术是必然,大势所趋。

羊城晚报》专访王华树老师《机器翻译将要取代人工翻译?》一文中,王华树表示,机器翻译为人工翻译背了很多黑锅。他同时对机器翻译在当下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应用、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共生关系、机器翻译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宗成庆老师在其发表于《光明日报》上《机器翻译的梦想与现实》一文回顾了机器翻译“从低迷到兴盛”的发展历史,指出了“当前所有的商用文本机器翻译系统普遍存在的四点问题”,同时表示“高端翻译不可取代”。

何文忠老师在其发表于《浙大译学馆》公众号《翻译质量差谁之过?》一文中表示:“译者是译文质量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译者被怒怼一点都不冤。能力和水平之外,译者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翻译质量差,该挨板子的不应该只是译者一方。关于机器翻译,译者不要拿机器翻译当替罪羊,它只是个工具,连临时工都不是。现代翻译实务中,机器翻译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唯一的流程。”

在陈以侃老师与韩林涛老师于界面文化的对谈中,两位也对“为什么机器能译对,又为什么出现问题?”、“机器翻译可以做文学翻译吗?”、“机翻给译者带来的是解放还是异化?”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一句机翻差评引发的腥风血雨

事件起因于3月16日某校研一学生高晗给一本乌拉圭小说《休战》打了两星,并评论说“机翻痕迹严重,糟蹋了 Benedett 的作品”。

曾在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西班牙艺术史系读硕士的译者韩烨(haize)在此评论下为自己做了辩白,高晗也客气地回复了她。事情至此,完全在正常状态。不料一个网名为 anito anago 自称是译者韩烨好友的豆瓣网友通过高晗的主页简介找到其就读的学校并向校方进行了措辞严厉的举报(网传 anito anago 认识该校某老师,但 anito anago 在3月29日发表的《关于<休战>争执的致歉声明》一文中表示“此前的公开声明中所谓“因缘际会有联系’仅仅是一次偶然的事务性往来'”)。

3月27日,高晗发“致歉声明”,声称自己受到了“批评教育”,“并向韩烨女士及作家出版社道歉”。

随后,风向骤转,很多网友认为是译者或出版方动用了手段,使学校向高晗施压,迫使她道歉。于是自行发起“一星运动”,至3月27日晚,《休战》由高晗写短评时的9.3高分,跌至7.5,谴责之声迭起。

3月29日,anito anago 发文《关于<休战>争执的致歉声明》:“写邮件去陈述此事,确有考虑不周之处,对所涉及的诸方都不够负责,没有尊重译者和发言者的意愿。这一做法构成了客观事实上的举报,行为越界。为此我深感懊悔和歉意,坦承这件事的责任全然在自己。对于因这几日以来的个人不当言行,给译者、编辑、出版社和发言者高晗同学带来的困惑,以及豆瓣语境的不良影响真诚致歉。”

截至小编发稿前(3月30日),豆瓣《休战》图书条目已关闭评分和评论功能(豆瓣读书相关说明),但韩烨的另一本书《对话博尔赫斯》遭到了“一星运动”的清洗,《观察者网》于今日对该事件进行了跟进报道

目前,举报者 anito anago 已被网友“人肉”,其个人信息均已泄露,包括其供职的单位中山大学的官方微博也遭到网友洗版。而高晗所就读的北京语言大学的官方微博同样遭到了网友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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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ATTI 官方开始“恰烂钱”

“急寻200人学口语、急寻200人学翻译、急寻200人学雅思”,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某个作案团体遭到了全网通缉。

如果要评翻译圈最恶心的广告,大概没有第二条能够望其项背。小到素人,大到官号,无一幸免(温馨提示:微信搜一搜关键词“急寻200人”)。这官号中的佼佼者便是 CATTI 官方账号:比如“CATTI中心”2月23日的头条推送,再比如“CATTI译路通”2月24日的头条推送

然而,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3月2日晚,“CATTI中心”账号竟然卖起了面膜。就是这篇题为“90后女翻译出名了!她把这种鲜花当面膜敷,皮肤白嫩的让女孩都羡慕!”的头条推送,除了题目中的“翻译”二字,你即便翻遍全文却再也翻不出第二个“翻译”关键词,产品是不是三无产品小编不知道,但这样下三滥的文章,已经不仅仅是标题党了,而根本就是在借着 CATTI 官方的平台“招摇撞骗”。

纵观 CATTI 这两个官方账号,已然充满了各种烂七八糟的垃圾广告和推广。官方开淘宝卖教材,小编能够理解,但是2月24日这样的互联网课程广告、2月25日这样的线上兼职广告、3月1日这样的App推广广告公务员招聘广告、3月2日这样的招聘广告、12月9日这样的培训广告(已删除)、1月13日这样的兼职广告(已删除),又究竟是为哪般?(广告和推广实在太多,不胜枚举,包括微博认证的账号@CATTI 和@CATTI译路通。小编强烈建议官方将这两个账号统一改名“CATTI 广告平台”,来者不拒,只要钱给够!)

但这样的吃相是不是太难看了?

可能是推送的广告实在太让人大跌眼镜,且颇有破罐子破摔愈演愈烈之势,以至于有翻译行业的同学禁不住怀疑这两个账号主体到底是不是官方的。为此,小编专门做了一番查证:据微信公众号公开信息显示,认证为“CATTI译路通”的账号企业主体为“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事业单位),认证为“CATTI中心”的账号企业主体为“开棣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企业)。中国外文局这个机构大家并不陌生,无需多言。但这个“开棣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又是哪路神仙?

打开企查查,一切不言自明:开棣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持股比例100%)正是“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考评中心”,这坐实了两个 CATTI 账号均直接或间接隶属于中国外文局的事实。(开棣的对外投资中有一家“西安交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其实这也很有趣,因为交驰文化传媒又100%投资了这家“西安市长安区驰文星英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至于投资原因,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了解,下文也会提到。)

然而,CATTI 官方又究竟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堕落成一个“恰烂钱”的广告平台呢?

小编继续寻根溯源。

在CATTI中心的官网上,我们赫然看到了这篇“广告招商”,页面明确挂出了“2021年重点项目及合作方向——广告招商”,广告平台包括微信订阅号“CATTI中心”、服务号“CATTI译路通”、服务号“驰译星”、微博“CATTI译路通”、网站、书店“CATTI官方书店”、商城“CATTI商城”。(1月13日“CATTI译路通”微信公众账号也发布了这篇招商广告:“2021年CATTI项目中心招商合作启事”,其中第二项即为““驰文星”少儿英语培训学校”)

原来,CATTI挣钱的方式还很多嘛,小编还以为只是开开网店卖卖教材发发广告呢。

淹没在官方账号的广告海洋里,以至于小编都快忘了 CATTI 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来抄一段 CATTI 的自我介绍吧(来自CATTI中心官网):“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以下简称“翻译资格考试”)是受中国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由中国外文局负责实施与管理的一项国家级职业资格考试,已纳入中国国务院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是一项在全国实行的、统一的、面向全社会的翻译专业资格认证,是对参试人员口译或笔译双语互译能力和水平的评价与认定。”

就连习大大都曾说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CATTI 这是在干什么?别说什么初心和使命了,这是在自砸招牌,自掘坟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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