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区楼下的路边摊买一碗蛋炒面，八块钱。
炒面的是一个女人，有一点胖，我猜不出她的年纪，这样的女人，十几岁的你可能见过，三十几岁的你可能也见过。她的外表和她的年纪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南方春天四月的某个晚上，春风沉醉，夜色微凉，街上有人穿裙子，也有人穿薄薄的袄，女人穿了粉色T恤，夜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无精打采地趴在了她那有些汗珠的额头上。她仿佛在用力地支撑着一张涨红的脸。
扫码付款，前面还有三个中年男人在“排队”，他们站成一排，戴着黄色的安全帽，衣服上满是泥和灰，大概是附近刚下工的民工。男人们痴痴地看着，不知道是在看她炒饭，还是在看她。我在他们背后默默地等。我不赶时间。
想起下雨的昨晚，或者某个下雨的晚上，去另一家室内的小餐馆吃饭，也曾来回路过这里，她的摊位就摆在那显眼的路口处。当然这可能也是我的臆想，毕竟谁会去留意一个街边炒饭的女人。
但摊位上只有这么一个女人，她的炒饭功夫甚至算不上成熟，掂锅的动作显得迟钝而吃力，毕竟那口锅太沉了，锅底看起来也厚，锅柄快赶上一个人的手腕。虽然说是掂锅，锅底却在不争气地和煤气灶彼此摩擦，一部分炒饭洒落在灶台上，灶台显得杂乱无章。她视而不见，又或者她根本没有空隙。
最后终于炒好了我的那一份，我和她说“谢谢”，她说“不客气，慢走”，语气里透露出轻松愉快，毕竟我是此刻的最后一位顾客。
这是我第一次来她的摊位，之前喜欢去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里，小伙子炒饭炒面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你感觉他不是在做一份辛苦的工作，而是在耍一场精彩的把戏。也常常有一个女孩给他帮忙，不知道是他的女朋友还是妻子，虽然他看起来根本不需要帮忙。
最近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小伙子。
大约是两周之前的某个上午，我曾见过一群穿制服的人，个个手持盾牌和警棍，街边停着闪着灯的警车。虽然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属于冲突的另一方，但街边有几个摊位的餐车在慌乱中收拾。更多的是默默围观的路人。
接下来的一些夜晚，整条街道显得异常地空旷。那些炒饭的，卖烧烤的，贴手机膜的，卖煎饺的，倒卖玩具和袜子的人们，像是达成了某种共识，几乎在一夜之间绝迹。
这是从北京回南方的第四个春天。我喜欢武汉，我也喜欢武汉的夜晚，比起美食荒漠的那些城市，这个城市所有的路边摊让人觉得幸福而安慰，像那路边的树，像这春天夜里的风，是充满人间烟火的浪漫。
但今年的春天，又总让人有些不好的联想，比如前一阵子，我和她说，为什么最近夜里送餐的常常是女性或者中年男性（那一阵我们经常在深夜里点烧烤外卖），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吗？再比如今天晚上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炒饭的女人。我猜不到，为什么这样辛苦的工作，整个晚上只有她一个人在忙前忙后。我猜不到这些个体背后的故事。
而许多的今晚构成的这个四月，距离去年那个“摆摊吧，后浪”的四月，也仅仅过了一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