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sey的博客

这个夏天，我彻底地爱上了五条人。

我丢弃了网易云音乐、沉迷于Spotify、流连于他们每一个MV，津津有味地翻着看每一篇关于他们的报道，并且乐此不疲地向身边和网络上的朋友安利这两个奇怪而有趣的家伙。

我不记得上一次对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乐队这样着迷是什么时候，我甚至不是一个对娱乐非常感冒的人。但这一次，犹如恋爱般地，我坠入了他们有着咸咸味道的音乐大海里。

知乎有关于“如果看待张亚东疑似给五条人低分”的问题，讨论不乏批评这条“野路子”乐队“需要更专业的技术支撑”，批判他们的音乐技巧老套普通。

我和另一半打趣说，再好的音乐再好的曲子再好的演唱技巧（比如我会想到迪玛希），如果没有具有灵魂的歌词支撑，就好比街上养眼的花瓶美女，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另一半反驳我，照你这样讲，所有的钢琴曲，都没有灵魂，贝多芬巴赫莫扎特全部都是徒有其表。我说，那当然不，他们的音乐都有主题的。歌词并非唯一的灵魂。

当然，作为一支十年前就获得过华语传媒音乐大奖 “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组合奖等奖项的乐队，网络上也从来不乏对于五条人的褒奖，比如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写的这篇《民谣走鬼五条人》：

“五条人并不缺少浪漫的细胞，每张专辑都有一首朗朗上口的国语优美金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足以掀起全场合唱，而《鲜花在岸上开》甚至可以让周璇或李香兰去唱。但通过尽力掐死文艺腔调，五条人始终保持了木刻般线条粗硬的刀功，从而塑造出道山靓仔和阿良仔活灵活现的县城小青年形象。

无论如何，人是五条人的歌中最好的风景，无所谓狗屎无所谓美丽，他们就是这样，我们甚至没必要用现实主义来说明五条人，只能说他们能用少量的艺术，甚至是最低限度的艺术，就像用几颗铁钉，把现实生活的棺材板狠狠撬开，让人活灵活现地爬出来。

民谣很容易要么把自己扮成扁担姑娘，要么从扁担姑娘那儿买一箩筐果蔬，然后扔进轰鸣的乡愁榨汁机；要么就是开着车做凯鲁亚克状重返66号公路，但五条人操起菜刀冲出来要砍你的轮胎，警告你这是广汕公路，警告你收起浪漫主义的假车牌。

五条人还是把被这个暴戾的时代抢走的温情和诗意，以古惑仔的架势，重新还给了我们。与其说这是中国民谣的里程碑，还不如说是一颗小小的绊脚石—瞧，时代的独眼巨人轰然倒下。”

不管是形象塑造，还是现实主义，亦或是时代的温情和诗意，五条人给我的惊喜和震撼，以及他们之于海丰甚至当代历史的意义，我会想到曾经的谢安琪，过去的李志，当下的my little airport 之于眼下的香港。他们的歌词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他们的歌曲本身已经成为了时代记录的一部分。有媒体评价，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尽管这是一条捏造的评价）。

所以有不少人说到，如果哪一天五条人获得了文学奖，我也丝毫不会感觉到意外。

作为一支来自海丰县的民谣乐队，五条人也以海丰话方言、草莽架势、乡土关怀而闻名（比如早期的专辑《县城记》和《一些风景》），方言在增加音乐趣味和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听众的听觉难度，进而使人极易忽略了歌词本身及其蕴含的深意。

也是因此，我决定花一点时间，把所有他们已经发行了的歌曲的歌词翻了一遍——结果发现，六张专辑七十首歌，所涉及的人物和主题，包括人物的边缘性和多样性，主题的厚度和广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那一天，我也忍不住和另一半讲道，五条人真是生对了时代（虽然他们十几年后的“出圈”成名有些大器晚成），他们的很多作品，若是放在当下，几乎很难摆脱难产甚至封杀的命运。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受到梁文道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的推崇和褒奖，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着弱势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我相信，你如果像我一样，仔细地再听一遍五条人，听一听那些咸咸的海丰方言里到底唱了些什么，你也会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们。

继续阅读“小姐、市长与五条人”

情绪终于在安静的电台里平静下来。

这是十二年后的春天，春天的乡下处处春意盎然，可是我觉得就要失去很多东西。我很害怕。

我看着思淇长大，看着她沉默，看着她热闹，看着她哭，看着她笑。看不到的——那个风尘仆仆坐火车南下的冬天已经是九年前了。看着姐姐渐渐有了妈妈的模样是她有了梦婷以后，她好像比思淇小时候更加调皮，会推倒家里的椅子，会故意把自己摔倒在地——她好像不怕痛似的，也可能是还没到懂得痛的年纪。思淇开始有了一些姐姐的样子，「妹妹」两字的方言在她的嘴里总是带着儿化音，甜而不腻，她背着或者抱着梦婷的时候看起来懂事极了——尽管姐姐和妈妈总是骂她不懂事——我的心里是复杂的，我不知道是欣慰多一些，还是难过多一些，我可能既怕她不被爱，又怕她被溺爱。我试图想起自己九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我什么也想不起，童年回忆起来是混沌的，却至少是无忧无虑的。我不知道思淇的内心是否真的快乐，还是说她其实也和妹妹一样，尚不自知。她明明还是一个陪梦婷一起玩的小女孩，我想我并不想看到她身体里姐姐的那一面。那种懂事会让我觉得心酸，那是和她年纪不匹配的成熟。

但成长又是这样无可抵挡，她像是一支雨后春笋，又像是被揠苗助长，我说不清这个过程里到底缺失了哪一部分。但我知道它是不完整的。我无能为力，姐姐也无能为力。我看着她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生命如此地奇妙。她以前最爱吵着我玩手机游戏，但是现在只要我只说一句「舅舅等会要开车要睡觉啦，你不要吵」，她便乖乖地关上了门。她会在我回家的第一刻在门口有些羞涩地冲我笑，可是我在离家的时候——我好像最近两次在离家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她，她可能也不喜欢这种告别的时刻。她不知道舅舅下次何时回来。

姐姐在我回家的路上罕见地骂了我，我没有生气，反而如释重负了很多，我感激她这样直接地表达感情，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从小到大都不怎么擅长的事情。虽然在吃饭前，我也忍不住和她争了几句——她说话的时候把头侧了过去，她不看我。我想哭，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却又被我忍住了。我转过头去，假装和妈妈讲话，避开了她。我不想她看到我怂包一样的脆弱。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生她的气，我比她更知道自己的混蛋之处——一个自知之明却又无可救药的混蛋。五年前她因为我不愿意相亲和我吵架，十二年前我因为不懂事把她气哭了，再遥远的小时候，我们一起打架。但是这么多年，姐弟一场，这些当时可能并不愉快的时刻回忆起来却是这样稀少而珍贵。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这些。

开车回武汉的高速公路上，我还没到家，她的微信语音就过来了，她又开始安慰我，我讨厌这样的安慰，我不理她，装作若无其事，因为那样的安慰才会让我真的难过，像是生活一样无能为力的难过。

路过县城的时候，去看奶奶。她的状态突然差了很多，像是一下子又老了十岁。眼睛和面部明显肿了起来。照顾她的小娘讲了真诚客观的话，我一点也不想听。她喂她吃罐头，罐头用勺子切成小小的一片片，她吃得十分吃力，连喝罐头水的时候也显得费劲。我记得十天前，二姑还喂她吃饺子来着，似乎还吃了好几个。我问她记不记得我，她说不出话来，我又讲了我的小名，她还是糊涂的状态。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她似乎清醒了一些，开始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我靠近她，说我又回来看你了，她的眼角突然流下泪来，我以为我看错了，凑近了看，那果然是眼泪。小娘用围巾帮她擦了擦，她半天终于挤出来三个字——「一个人」。我被她突如其来的眼泪慌了神，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讲，小娘也不知道，旁边的妹妹也没听懂。我试图问她，她好像泄气了一般，偏了下头，很快就睡得安稳，伴随着呼噜声。

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告诉她我要走了，我太傻了，以至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当时的残忍。我悄悄地和小娘还有妹妹在门外道别。在路上想起更多的往事来，我想起奶奶讲爸爸最后那一年一个人在门口打瞌睡晒太阳，她说爸爸坐在椅子上埋头的样子仿佛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我想起她讲爸爸在舅爷的葬礼上嚎啕大哭得像个孩子——那是我一辈子没有看到也不会再有机会看到的场景；我还想起我和堂弟堂妹们小时候在乡下玩耍的那些童年，我和堂弟拖了很长的一条死蛇回家要她煮给我们吃，把她吓得不行；我和堂弟玩火点燃了门前别人的草垛，害得半个村子的人跑出来救火，她气得要命；我和堂妹偷了家里的钱去买零食吃，结果零食买得太多，吃不完不得不扔进河里喂鱼。就连她最小的儿子——小叔结婚的场景都突然清晰得毫发毕现，虽然那明明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重量，爸爸是他那一辈的长子，却又是她心里永远的痛，每年过年回家，我去看她，提起爸爸，她便眼泪不止。她害怕一个小小的我在外面大大的世界里如何成长，如何生存。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带着对象去看她的时候，她所有的开心都写在脸上。记得从前年年大家庭吃团圆饭的时候，她就笑着说，等你们什么时候工作了我就可以安心地走了，后来我和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地毕业工作，她于是又开始改口说，等你们结婚了我一定可以好好闭眼睛了。大家庭里，她四个儿子，两个姑娘，孙子孙女们外孙外孙女们早已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一颗大树早已开花结果。我甚至在她下午说那莫名其妙「一个人」的时候，还在想是不是我还没有完成她的愿望，毕竟家里的老大还没有孩子。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听三叔说，医生给的期限并没有那么糟糕。可是这十天的变化，我几乎是看着她的状态突然地变差。皮肤肿胀，进食困难，精神糊涂。这还只是我能看得见的痛苦。那些看不见的，不仅蚕食着她的身体，也蚕食着我们约定过的美好的愿望。

我会想起很多很多个春天，每个春天里却只有我一个人的背影，少年时一个人去县城里读高中，后来一个人去更远的城市读大学，再后来一个人去更远的非洲工作。离家的那些公路，那些水田，那些近处的白杨树和远处的青山，一年比一年显得碧绿而茂盛，我却越来越没有欣赏的心情，因为那些被我抛弃在背后的寂寞的人，寂寞的事。

读书犹如喝酒，都是为了制造幻觉，或者创造另一个世界。地铁是人类历史伟大的发明，今年的书80%都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读的。微信读书则是互联网时代新的读书利器，阅读社交化和页内弹幕让读书不再是一件孤独的事，我离Kindle和纸质书也越来越远。

排名分先后。

1. ★★★★★ 野心時代 : 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欧逸文

作为一本获过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大奖的中国题材，它并非像是很多人吐槽的「素材堆集、老生常谈、新闻拼贴、推特大礼包」那样简单（参看今日中文互联网的新闻现状），它可以说是一本充满敏感词的书，我把它形容为「非官方报道」版本中的当下中国。和《一九八四》类似，我觉得阅读它同样需要一定的政治或者时事敏感度。至于最后，欧逸文放弃大陆转而通过一家台湾出版社与中文读者见面，基本属于命中注定。在纽时中文网那篇《亲历中国的出版审查》里，欧说，「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原则就是尽我所能提供最真实的记录。」我想他做到了。

1. ★★★★★ 美丽新世界 阿道司•赫胥黎

《一九八四》如果是写现在的话，《美丽新世界》更像是在写未来。

1. ★★★★★ 欧洲中世纪史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

书摘：http://www.nansey.me/medieval-history/

1. ★★★★★ 香港简史 高马可版本（404）

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特区时代，香港人都不曾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今天的危机是制度性危机，是系统性败坏。《香港简史》与《香港第一课》笔记：http://www.nansey.me/hk-history-note/

1. ★★★★★ 悉达多 赫尔曼•黑塞

「河流在哪里都一样，无论源头或出海口，在瀑布，在渡口，在湍流，在海洋，在山巅，四处都是一样的，对河流来说只有当下，没有过往的阴影，也没有未来的面纱。」

1.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 弗朗西斯•福山

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其最适合的体制并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是列宁主义的自由民主还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专制政治的混合体制。某些观察家把它称为“官僚专制国家”，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因此，在美国，民主制度近年来没有显示出强有力的经济职能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集中了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二者的优点，他们既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比较高度的社会纪律，又能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以鼓励发明和应用最现代的技术。

1. ★★★★ 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

1. ★★★★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毛姆

文学大师的罗曼史。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一个甚至多个情妇一定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有人说，好想拥有毛姆这样的闺蜜。但毛姆竟然没有被这一众作家打死也是奇怪。

1. ★★★★ 鱼翅与花椒 扶霞•邓洛普

先看的媒体报道再看的书，在豆瓣刷书评才看到原来入选过去年的“最受关注图书”，难怪会有印象。 书名写川菜，甚至作者也是美食作家，但实际内容却夹杂了不少的“私货”，而且都是干货，比如对于毛的评价，比如对于建国后两场灾难的描写，都已经突破了当下很多的出版禁忌。所以译者说要感谢上海译文。 那一段对于拆迁主题的书写和思考让人印象深刻。扶霞说，一方面，这样的拆除实在是个悲剧，是我个人的悲剧：竟然爱上了一个正如此迅速地消失着的地方。我对饮食烹饪的研究，初衷是想记录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后来我才明白，从很多角度来说，我都在书写老成都的“墓志铭”。她甚至感觉这也是成都人的悲剧。 这样的书写很难让人不将其与写《江城》的何伟做对比。但是同样作为旅居者，虽然一个是和平队的英文教师，一个是川大的留学生，却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扶霞去成都大概是在1994年，何伟去涪陵应该是在1996年），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城市化刚刚开始），将自己与世隔绝地（《江城》和《鱼翅》都讲到了尚不便利的通讯）置身于中国西部的烟火人间里。不过，我依然觉得何更像是已经成为了涪陵小城的一部分，而扶却更像是一个中国美食的旁观者，虽然她做出了比前者更加大胆更加融入当地人和当地生活的努力。这样的错觉不知道是否应该归因于非虚构写作的手法不同亦或是翻译。 译者说，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中文版均删去了“Journey to the West”。找了英文原版准备来看。毕竟这个主题，也曾在何伟1996年的笔下出现过。

1. ★★★★ 中式英语之鉴 Joan Pinkham、姜桂华

给中式英语的三点提议：-First, is my version clear (no pronouns without plain antecedents, no misplaced vague or so highly condensed as to be incomprehensible)? -Second, is my version logical? -Third, is my version as we can propose a list of dangling modifiers, no expressions so of tight and as light as possible?

1. ★★★★ 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六个敌人 以赛亚•柏林

读书笔记：《自由及其背叛》：http://www.nansey.me/six-enemies-of-human-liberty/

1. ★★★★ 美国陷阱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法] 马修•阿伦

同情作者的遭遇，也佩服他的毅力。在看这本书之前，大概浏览了下短评，原本以为看完之后会对美国起恶感，事实上并没有。

1. ★★★★ 人类群星闪耀时 [奥]斯蒂芬•茨威格

姜乙在译后记里写：我想谦卑地隐匿自己，在一座精妙的历史博物馆中默默保护一种安宁与完整；不站在一幅画作和一位观赏者中间，也不打扰历史有力地附身于作者笔端时，与读者的一次对视。他做到了。 PS：接着这本读的是《悉达多》，然后发现两本的译者都是姜乙。所以姜乙是谁？

1. ★★★★ 浪漫主义的根源 以赛亚•柏林

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它是对独特细节的逼真再现，比如那些逼真的自然绘画；也是神秘模糊、令人悸动的勾勒。它是美，也是丑；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拯救社会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软弱的；它是个人主义的，也是集体主义的；它是纯洁也是堕落，是革命也是反动，是和平也是战争，是对生命的爱也是对死亡的爱。

1. ★★★★ 美国种族简史 [美] 托马斯•索威尔

通向多元化和各民族融洽相处的道路，是漫长而崎岖不平的。19世纪你很难见到一个头发灰白的爱尔兰人。而除了黑人，美国移民史上最悲惨的命运几乎非华人莫属。

1. ★★★★ 重访边城 张爱玲

张爱玲的英文及其他：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2127428/

1. ★★★ 冷场 李诞

飞机读物，有几个故事还行。

1. ★★★ 沸腾十五年 : 中国互联网1995-2009 林军

中国互联网发展史。

1. ★★★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汪曾祺

徐志摩是最初发现沈从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说过，如果没有徐志摩，他就不会成为作家。汪曾祺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的“沙龙女性”，一个中国的弗吉尼·沃尔芙。现在很多人在谈论“意识流”，看看林徽音的小说，就知道不但外国有，中国也早就有了。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1. ★★★ 老妇还乡 迪伦马特

摘录：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201259/

1. ★★★ 我们 尤金•扎米亚金

三部曲里最早成书的，却是最弱的一环。

1. ★★★ 圣经的故事 亨德里克・房龙

这出可怕的戏得演到沉痛的结局。我们的阅读已使我们成为看客。

1. ★★★ 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对我来说，最孤独的不是故事的开头，还是这句：“奥雷里亚诺，”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1. ★★★ 巨流河 齐邦媛

比较了一下台版和陆版的区别，看的应该是台版。有位豆友评论得好，“守着一座富矿，写成一本流水账”，准确地说，应该是虎头蛇尾。台湾的部分读起来有些乏味，甚至啰嗦。整体有煽情之嫌，典型的例子，“那”字用得极其频繁。

1. ★★★ 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 许倬云

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在一个海岛上四百年的辛苦和艰难，能够做到今天这样，走来不易。只是简史太简，简单到连“美丽岛”“二二八”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讲得语焉不详。

1. ★★★ 李锐口述往事 李锐（404）

「臧否人物」值得一读。

1. ★★★ 恋爱中的女人 D.H.劳伦斯

看这两对谈恋爱好累，为什么不让伯金和杰拉德在一起。唯一轻松愉快的可能是他们四个和德国人跳舞那段，让人全然忘记小说的一战背景（小说草拟于1913年，重写杀青于1917年，1920年在美国出版，1921年才在英国出版）。

1. ★★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

花了三个月断断续续读完，然后才看到方柏林的译后记： “《喧哗与骚动》继承了《尤利西斯》的文学传统，却又大胆创新，比如从一个白痴的视角展开故事的陈述。”“这一年多来，我在孤独和抑郁之中艰难翻译，慢慢校对。翻完此书，感觉元气大伤，决定把翻译这一爱好戒了。” 我承认在阅读的过程中，包括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始终就像是一个白痴。 不过这一刻，我好像如释重负，似乎可以为这种白痴的状态找到一些自我安慰。

1. ★★ 我们台湾这些年 廖信忠

阅读时感觉像是博文集合，看评论发现果然是天涯网帖。

1. ★★ 我们台湾这些年2 廖信忠

两本读下来相当失望，二比一看起来更系统，读起来实则像是娱乐八卦政治百科，大概是写给对台湾一无所知的读者。部分用词接地气到烂俗，行文更有讨好大陆市场与当局之嫌。

1. ★★ 把时间当作朋友 李笑来

长篇鸡汤。

1. ★★ 韭菜的自我修养 李笑来

厕所读物。

1. ★★ 夏摩山谷 庆山

跳过了《春宴》读这本，本以为改名庆山和皈依佛门之后的她会有所长进，没想到在小说的造诣上，她甚至连20年前写网络小说的自己都不如，更不必拿《莲花》做对比了。 第二章开始，已经可以一目十行地翻页了。中年女人的玛丽苏剧情让人看得想要呕吐。即便是散文，辞藻的频繁堆砌也会让人渐渐失去耐心。有人说看在佛法禅宗传授的份上——站在这个角度上，小说的情节几乎可以说是一种亵渎了。 不会再读她的任何作品。

在香港殖民時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説，香港往往接收大批從內地湧入的移民。
早期英國駐港衛戍部隊是以盧比付餉 ，在 1860年代前，盧比是香港廣泛使用的貨幣，在 1864年滙鹽銀行成立之前，大多數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
在 1970年代初以前 ，香港總督都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出任。
到了1960年代，香港警隊的組織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是來自非洲 、馬來亞和巴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
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英圍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學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眾多宗教節日和儀式，以及最現代化的西式建築和2005年開幕的新迪士尼樂園都採用寧可信其有的風水學説。
這裏的殖民統治絕不令宗主國難堪，相較於大多數獨立圍家，香港的經濟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在1843年説，佔領香港「並非為了殖民，而是由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目的」。
即使廣州當局命令香港華人抵抗「外夷」 ，英國首次佔領香港島時完全沒遇抵抗。
1877年一名來訪的英園人抱怨英團軍官虐待華人，「彷彿他們是極低等的動物」，歐籍人對待華裔人力車夫的態度往往十分惡劣粗魯，不把車資交到車夫手上，而是丟在地上，還常常對他們拳打腳踢。
歐亞混血兒「受到雙重猜疑，首先是因為他們擁有與眾不同的身份，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身份，既非此亦非彼，結果被視為不光明正大和投機取巧」。香港的英國人從不把種族通婚視為能促進和諧與穩定的良法。
在1880年代前，立法局議員幾乎全無華人。儘管這個基本憲政架構多年下來有一些小修小改，但在1980年代之前，並沒有經歷重大改變。
直至十九世纪末，政府和歐籍居民愈來愈認為香港華人大多數是罪犯 。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創造專門針對華人的新罪名和懲罰 。
在早期香港的司法，殖民地官員常聲稱法律公正無偏，但事實卻是相反。法院往往先入為主，認定華人被告有罪。
1866 年頒佈的《維多利亞城戶口登記條例》，要求華人家庭和為歐籍人工作的華人僕役登記。1870年頒佈的《十四號條例》，要求所有維多利亞城華人在入夜後須提燈籠上街。1888 年頒佈的《管理華人條例》規定，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和逄年過節外，華人未經總督批准，不得舉行公眾集會，同年頒佈的《歐人住宅區保留條例》規定，城中若干主要地段只可興建西式洋房 。
1899年的《傳召華人條例》 (Summoning of Chinese Ordinance)授懽總登記官「調査和報告任何與新界有關的事情……前提是此事所牽涉及的只有華人」。
1923 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宣稱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 即為香港」。他説，「外人能於七八十年問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圍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
1911年，東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逃避兵煚的難民，學生和商人募款支持起義軍，剪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 (清廷強迫清帝國所有男子像滿人一樣留辮子)，愛圍妓女則宣佈捐出一半收入資助革命事業。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歲月，面對中圍民族主義日益高漲，英國官員曾經幾次建議交還香港，以表示英國的善意，他們認為英國已不再需要一個殖民地來保持在華的商業利益。
1940年代，在殖民地政府和歐資公司任職的華人，到達某一職級就無法再晉升。雖然歐資公司聘用華人僱員，但幾乎全非高層職位。滙豐銀行的政策是不會讓華人進入董事會。滙豐銀行不贊成其歐籍主管人員娶非英籍女性為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沒有一名銀行主管與華人結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到訪香港的政治學家説 : 「雖然英園人和華人有各自的俱樂部，並且整體上種族之間的交往十分有限，但在印度引致麻煩不斷的種族摩擦，卻不見於香港。他們（華人的優越感很強，完全沒有許多印度人那種神經過敏和自卑感，這些感覺令印度人對於被排除於西方人社會感到忿忿不平和痛苦。」
在1914年，歐籍警員的薪金比本地華鏵或印籍警員高出逾七倍，而到了1939年，低階歐籍警員的待遇幾乎是同級華人警察的八倍 。
在1942年中，殖民地部承認戰後可能須把香港歸還中國。甚至在1945年末，英國外交部中國司司長凱特森(George Kitson)也建議英國交還香港，以達到象徵和實質的目的。
曾把香港稱為「一座荒島」的毛澤東主席，據説在1946年曾向英國記者説，他本人和中园共產黨都對香港不感興趣，只要英圉人不苛待香港華人，他不會讓香港的地位損害中英兩國關係。在1948年11 月，中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冠華向香港政府保證，新的共產黨政府不會找香港麻煩，它甚至容許殖民地政府為國民黨領袖提供庇護。
在1981年前，市政局是唯一有民選議員的議會。有高級官員建議改組行政局，遭到麥理浩否決。
直至1980年代中，過半數高級公務員職位仍由外籍人把持，政府常指本地華人不具備合適的品格、資質、眼界，或對公共事務缺乏興趣，以此為它不願意聘任本地人的藉口。
港督葛量洪在1962年寫道，過去「大部分華人」對香港沒有歸屬感，但「自從共產黨統治中圍後，情況有所改變，現在很少香港華人打算返回這個他們出生的國家，而逐漸成為永久定居香港的市民」。香港人把香港的政治穩定和經濟自由，對照於內地的壓迫和混亂，尤其是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因此，在1960和1970年代，更多本地出生的華人開始視香港為家。
1985年的一項調査顯示：五分之三的香港華人視自己為香港人，而非中圍人。
葡萄牙在1974年建議歸還澳門，被中國政府拒絕，許多香港人視之為吉兆，顯示中國可能也不願意收回香港。
在對香港的統治步入尾聲前一直拒絕實行代議政制的英國人，在臨近九七的時候搖身一變，忽然成為民主改革的堅定推動者。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許多居民擁有很高的生活水準。到了1990年代初，香港人均收入更超越英國。
在九七倒數的時候，西方傳媒把香港形容為民主、自由表達和繁榮的堡壘，常常忽略香港長期以來是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的殖民地。
直至英治時代的最後歲月，政府高級職位一直是歐籍人的禁臠，理由是華人不具資格或不可信。如顧汝德所言，政治權力「過去一直牢牢掌握在殖民地官員手中。這些官員在這裏語言不通、文化不同， 他們和其他歐籍人是此地的少數民族，但卻純粹因為他們的種族而享有優越的地位和影響力」。
「在英國統治最後十年前，香港立法機關一直沒有直選議席的真正原因，是殖民地文化沾沾自滿，又不信任本地華人。」
1996年1月和5月所做的調査顯示，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訪年輕人認為內地人可以信賴，而超過四分之三的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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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传媒常把⼴东省东江供水香港视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其实深圳和东莞同样要靠东江供⽔水，但广东省对香港收取的水价却是深圳和东莞的5倍。2009年⼴东出现旱灾，香港政府曾提议减少供水以舒缓广东旱情，却被广东省方面拒绝，足以说明广东省视供水为商业交易，谈不上刻意让利。
当香港于1941年被日军占领的时候，人口有一百多万。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时，因为战时不少人返乡避难，香港人口只剩约60万人。然而到了1949年，⼈口总数却暴增至220万。
所谓香港人，主要就是一群因为害怕共产党而逃出中国大陆的人，及其后代。从这句话出发，很多香港人的特质和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以至香港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变得有迹可寻。
到了1970年代初，香港人口已增加至 400万。
当一大批的移民在1950年代来到香港并生⼉育女，形成战后的婴儿潮，那么到了20年后的1970年代，就会有一大批从1950年代起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成年，并投身社会。
除了百万人上街大游行和在马场举行连续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之外，尚有很多今天意想不到的人物和团体表达支持，例如色情刊物《龙虎豹》也发动义卖支持北京学生。
同期报章又常有各界刊登广告表示支持北京学生，要求官方撤销戒严和解除新闻封锁，当中包括商界领袖如李嘉诚、何鸿燊、郑裕彤、李兆基、郭炳江等，又有政界领袖如曾钰成、唐英年、梁爱诗、⽥北俊和梁锦松，还有后来当上香港行政长官的梁振英。
香港革新会在1982年的民意调查就显示，有七成市民希望香港在1997年后维持为英国殖民地，一成半 的市民支持改由联合国托管香港，只有4%的市⺠支持被中国收回并受中国管治。
在这种“资本就是爱国”的热潮下，疯狂得就连香港男士到东莞寻求性服务也会自认是爱国行为，还会戏称自己是“救国炮兵团”。
在1990年代的初期，香港社会对中央政府不信任的市民远远多于信任，数据净值一直徘徊在负30 点。到了1997年末，数据回到大约零点，即信任和不信任的一样多。数据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2008年年初，四川地震至北京奥运前的一段时间。不过数据自此急速下跌，到了2012年后又回复到负数范围。
近年却有研究显示，当社会停滞不前，年轻人分享不到发展成果时，也会走向追求非物质价值。
⾸先，香港人并非全都是中国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即使不是中华⼈民共和国民的外国人也可以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有十万的外籍人口居留甚至定居，例如不少南亚少数族裔就是连续几代人都在香港生活，却没有入籍成为中国公民，拿的仍然是南亚各国的护照。即使《基本法》第67条也尊重这个客观现实，容许一定比例的非中国公民和持外国居留权人士成为立法会议员。
调查显示在1997年8月，共有19%的受访者认为自⼰是中国人；到了2008年6月，也就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和北京奥运开始前的时间，比例上升至39%，上升超过一倍。
按照《基本法》，除了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香港的法官没有国籍限制。
如果香港有一个充分的民主制度，大可透过行政长官普选去决定社会要走的方向。当行政长官未能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市民便转向靠立法会议员来表达不满。当立法会也未能有效运作，市民便唯有通过司法覆核等方式请求司法机构主持公道。到了连司法机构也失去其应有地位，是否就代表社会不会再有争议?当然不是。相反，当争议无法在制度内得到有效处理，便会在制度外寻求出口，形成更难解决的社会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2017年所做的调查，只有11.4%的受访者支持香港于2047年后独立，表示反对的却有 60.2%，可见港独即使作为一个假设选项也没有多大的支持度。⽀持届时继续⼀一国两制的，则有71.2%，明显是社会主流。不过，在同一调查当中，有62.9%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回归后整体社会状况”变差。
今天的中国，浮游着一种唯经济、唯发展、唯技术、唯实力的决定论，以为它们可解决一切问题。然而香港的经历说明，这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终有一天会到达瓶颈。当社会流动开始减慢，当各种问题已不能再通过发展来解决，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制度的问题，甚至是上面提出的系统性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