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们失去了这些翻译家

埃及诗人、翻译家Rifaat Salam因病去世(2020.12.06)

埃及文化部长Inas Abdel Dayem向著名诗人、翻译家Rifaat Salam因病去世表示哀悼,Salam于12月6日去世,享年69岁。

部长表示,逝者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在诗歌、翻译和评论研究方面为阿拉伯文化留下了伟大的遗产,并向其家人、朋友和亲人表示哀悼。

Salam于1951年11月出生于Sharkia省Minya al-Qamh市,1973年毕业于开罗大学。

法语翻译家Alain Delahaye去世(2020.12.06)

法国诗人、翻译家Alain Delahaye于12月6日去世。从翻译《The Dark》开始,1944年出生的Delahaye成为John McGahern最多产的法语译者。

他经验丰富,翻译过Patricia Highsmith、John Updike、Roald Dahl、Brian Friel和Oscar Wilde等人的作品,他还参与了《跳出我天地》、《英国病人》等电影和《权力的游戏》、《都铎王朝》等电视剧的配音和字幕工作。

翻译家郑克鲁去世(2020.09.20)

澎湃新闻获悉,翻译家郑克鲁先生于9月20日晚10点在医院去世,享年81岁。

郑克鲁是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不凡成就的为数不多的翻译家之一。许多人知道郑克鲁的名字,是通过《家族复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

郑克鲁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65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硕士。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任博士生导师,还是上海师大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并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翻译家学会副会长,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一级文化交流勋章”。

多语种翻译家张洪模去世(2020.08.21)

音乐学家、音乐翻译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一位对中国音乐理论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并获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知名学者,张洪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8月21日下午15时2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张洪模是位多语种的翻译家,精通俄语、英语,日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都有很好的基础。他18岁翻译了日文《音乐的欣赏》一书,以后数十年里,除了主要从事俄语和英语翻译外,还有许多意大利文献翻译的成果。张洪模的翻译文献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包括了作曲技术理论、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表演艺术、作曲家研究等各个方面。

据中央音乐学院介绍,张洪模于1949年毕业于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从18岁开始翻译工作算起,张洪模先生从事翻译工作70余年。

马尔克斯孟加拉语翻译因COVID-19去世(2020.08.04)

向孟加拉读者介绍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拉美文学的Manabendra Bandopadhyay因COVID-19去世,享年85岁。

Manabendra Bandopadhyay以其杰出的翻译工作而闻名。从Jules Verne(凡尔纳)和Edgar Allen Poe(爱伦-坡)的书,到Czeslaw Milosz的诗歌再到Adalbert Stifter的书,他翻译成孟加拉语的作品涵盖了各个流派。不过,他对拉丁美洲文学的翻译,尤其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使他声名远扬。

Bandopadhyay于1938年出生于Sylhet(现在的孟加拉国),他从Presidency学院毕业,并在Jadavpur大学完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学业。

藏传佛教翻译家Steven D. Goodman去世(2020.08.03)

著名作家、教授、藏传佛教作品翻译家Steven D. Goodman于8月3日在奥克兰的家中去世,享年75岁。

他是佛教电影基金会(Buddhist Film Foundation)的董事会创始成员和主席。他的最新著作《觉醒的佛教心理学》(The Buddhist Psychology of Awakening)刚于7月21日出版。

Steven经常为藏传佛教的导师们担任翻译,包括Dzongsar Jamyang Khyentse、Tenzin Wangyal、Bhaka Tulku、Thinley Norbu和Lama Tharchin。他还是 “84000项目:《佛陀语录》 翻译”(The 84000 Project: Translating The Words of The Buddha)工作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德语翻译家舒昌善教授去世(2020.07.06)

7月6日,八十岁的德语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舒昌善教授去世。舒昌善先生半生躬耕不辍,致力于茨威格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曾译介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良知对抗暴力》《蒙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多部茨威格的作品。

赫鲁晓夫和叶利钦的翻译George Watts去世

赫鲁晓夫和叶利钦的翻译,RT的金嗓子George Watts死了,享年88岁。去世日期不详。

瑞典译者Juris Kronbergs去世(2020.07.06)

翻译家、诗人 Juris Kronbergs 于2020年7月6日去世,享年73岁。Juris Kronbergs 是将拉脱维亚文学翻译成瑞典语最多产的瑞典译者。

中国著名外交家及翻译家冀朝铸去世(2020.04.29)

中国著名外交家、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冀朝铸于4月2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从1957年开始,冀朝铸开始担任的英文翻译,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

1971年7月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1972年2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项,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翻译工作,都是由精通英语、又熟悉中美关系的冀朝铸担任的。

到了1973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年已43岁的冀朝铸离开翻译岗位,成为了一名外交官。他被任命为我国驻美国联络处参赞,嗣后被调回外交部担任副司长。

著名翻译家陈良廷逝世(2020.04.23)

据陈良廷之女陈造荣消息,著名翻译家陈良廷于4月23日逝世,享年91岁。

陈良廷主要译作有《乱世佳人》《教父》《儿子与情人》《马耳他黑鹰》《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爱伦坡短篇小说选》等百余部作品。

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谢天振逝世(2020.04.22)

4月22日上午,《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发出讣告,《中国比较文学》主编、著名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月22日9点55分,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终年76岁。

谢天振教授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学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翻译学学科建设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之一。谢教授是中国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他提出“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翻译家仲跻昆教授在京逝世(2020.04.13)

2020年4月13日,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名阿拉伯文学研究与翻译家仲跻昆教授在京逝世,享年82岁。

他生前编著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史》、《阿拉伯文学通史》、《阿拉伯古代文学史》等作品,填补了我国在阿拉伯文学史领域的空白。2011年,他获得阿联酋“谢赫扎耶德图书奖之年度文化人物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学者。

仲跻昆教授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他最爱的阿拉伯语文学研究与翻译事业。他的夫人刘光敏透露,仲教授临终前还一直念念不忘他的文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希望能把他的著作《阿拉伯文学通史》中的所有阿拉伯诗文配上原文,方便老师和同学们阅读、引用。

仲跻昆先生是中国翻译界泰斗级人物,是中国阿拉伯语学界公认的旗手,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领域第一人。同时仲先生也是一位中阿文化交流的辛勤使者,在阿拉伯国家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

法语译者Marguerite Derrida在巴黎去世(2020.03.21)

3月21日,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译者Marguerite Derrida在巴黎去世,享年87岁。

Derrida女士的儿子Pierre Alferi说,去世原因是冠状病毒。

Derrida女士是法国哲学家Jacques Derrida的妻子,她在巴黎精神分析协会接受培训,并担任临床医生,她因法语翻译成而成名,作品包括奥地利裔-英国籍精神分析学家Melanie Klein的书籍。

著名翻译家朱雁冰教授逝世(2020.03.02)

著名翻译家朱雁冰教授于3月2日17时逝世。

1933年12月,朱雁冰生于山东茌平,196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主攻德语语言文学,毕业后即任教于四川外国语学院(今称“四川外国语大学”)。

朱雁冰在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进入德语专业后,对德国古典文学和古典哲学尤其莱布尼茨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长期的繁重教学使其未能实现翻译的夙愿,1997年退休之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翻译事业,20年来成就斐然,发表译著30余种,涉及文学、哲学、政治、宗教、音乐等领域。

在文学方面,朱先生的主要译著有:歌德的《亲和力》,席勒的4篇小说,莱辛的《智者纳坦》《关于悲剧的通信》《论人类的教育》《恩斯特与法尔克:关于共济会员的谈话》,西美尔的《叔本华与尼采》以及托马斯·曼的《歌德与托尔斯泰》和《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等。

朱雁冰对当今中国学界贡献和影响最大的译著莫过于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译著有舍勒的《同情感与他者》《世界观与政治领袖》,施特劳斯书信集《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米特的《游击理论》等。

朱雁冰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进德语的教学和翻译之中,参与翻译、撰写、编订的作品繁多,为后继的学习者铸就了学术基石。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他摸索出自己独特的翻译风格,在他看来,翻译既是一种“归化”,也不能过度,应该保留一定的“洋味”。

翻译家戴骢在上海去世(2020.02.07)

记者从上海译文出版社获悉,翻译家戴骢2月7日7时在上海去世,享年87岁。

戴骢1933年生于苏州,1950年毕业于华东军区外语大学俄语专业,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 解放军华东防空司令部俄语译员,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苏联语文学及亚非拉文学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编辑、编审。

戴骢译著等身,其翻译的《金玫瑰》《哈扎尔辞典》《蒲宁文集》《布尔加科夫文集》《骑兵军》《阿赫玛托娃诗选》《贵族之家》《罗亭》等译著,因其精湛的译笔和瑰丽的文字为读者喜爱,1987年新闻出版总署因其为出版事业做出贡献授予荣誉证书,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

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去世(2020.02.03)

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1929年4月23日-2020年2月3日),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月3日,90岁的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英国剑桥的家中去世。

出生于富庶犹太家庭,以德语、法语、英语为母语,文学批评家、翻译理论家斯坦纳自称“中欧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和欧洲文学语言如数家珍,会多门语言,博览群书。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涉及语言、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的影响。英国小说家拜厄特(A.S.Byatt)曾把他描述为“一位来得太晚的文艺复兴巨人……一位欧洲玄学家,却有着了解我们时代主流思想的直觉”。

印度翻译家Surjit Hans教授因病离世(2020.01.17)

印度翻译家Surjit Hans教授,于2020年1月17日早晨因病离世,享年89岁,Surjit Hans教授生前曾将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翻译为旁遮普语。


最近因为在做「翻译动态」的更新,会读翻译行业各种各样的新闻,意外地发现,去年离开我们的翻译(家)特别地多,公开的报道数据显示,2020年翻译(家)的去世数量比2019年整整多了三分之一。坊间常有一种说法,译者多长寿,悲伤的是,不少的外国译者是因为新冠去世的,这其中也包括几位年轻的译者(可以参考最近写的这篇《最近去世的译者们》)。在2021年尚未结束的一月份,「翻译动态」共计追踪到五位去世的译者,其中有三位因感染新冠而去世,在疫情仍然严峻的当下,翻译工作尤其是现场口译工作变得艰难且充满风险。

作为一项传统,仍以此篇纪念这些离开我们的大师们、前辈们。愿我们记得他们,以及他们曾为人类的文化交流付出的努力,做过的贡献,and may their souls rest in peace。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这篇《2019年,我们失去了这些翻译家》来了解2019年去世的译者们,或访问「翻译动态“讣告”专栏来了解2019以来所有公开报道过的去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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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东非小镇上的语言困境

最近的一个傍晚,基旺加村(Kiwanga village)贸易市场的小卖部里,Joyce Abalo一边等待顾客,一边分拣着地瓜,小卖部的周边散落着商店、餐馆和其他商贩。街上人来人往,人们使用卢干达语聊天。这是乌干达的主要语言之一。

在首都坎帕拉以东25英里的穆科诺区(Mukono District),这个乌干达中部的村庄里,100米之外即是地方议会主席的家。屋前的喇叭中聒噪地播放着录制好的COVID-19信息:”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同样是用卢干达语。

问题来了:54岁的Abalo并不会说卢干达语。

因此,COVID-19信息的大众传播形式——包括海报和总统演讲——都让她感到困惑。”我15岁的女儿不得不为我翻译这些信息,”Abalo说。她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单身母亲。”直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明白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拥有4100多万人口的东非国家,Abalo的困境并不足为奇。该国已经确诊了超过3.8万COVID-19病例,并有300多人死亡。

3月疫情爆发时,政府制作了电视和广播广告,并在乌干达的城市、城镇和乡村到处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报。COVID-19的提醒和指南主要以英语和卢干达语发布,这也是该国最流行的两种语言。

由于缺乏现行数据,鲜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乌干达人会讲该国宪法承认的其他50多种语言。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些乌干达人,比如Abalo,因为不了解情况,又感到困惑,不得不找人翻译这些信息。

“没有任何人来协调将COVID-19信息翻译成当地语言,”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语言、文学和传播学院的协调员Jane Frances Alowo说,”毫无传播策略”。

马凯雷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许多不会说英语和卢干达语的乌干达社区对冠状病毒都知之甚少。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重大挑战。诸如 “自来水”、”消毒 “和 “社交距离”等短语均无法直接翻译。

“在翻译时,为了引起注意,我们需要将关键术语本地化。”研究团队的另一名成员、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语言学系的讲师Sarah Nakijoba说。

他们既不能用文字也不能用标志来表示 “消毒液”,因为这个概念对许多农村居民来说是陌生的。对于 “自来水”,他们使用了一个标志——一个人用罐子里的水洗手——这是一个熟悉的仪式,特别是对乌干达的农村人来说。

Abalo来自阿乔利部落(Acholi tribe),25年前搬到乌干达中部。她性格乐观,谈笑风生。除了母语,她也会说基本的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她说她从来没有学过卢干达语,因为和阿乔利语非常不同,卢干达语的单词太长啦。

她表示自己也很想遵守COVID-19的命令。但是看不懂。”COVID-19信息需要翻译,这样我才能理解,才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Abalo说。

她说COVID-19的症状似乎和疟疾的症状很像:头痛、疲劳、发烧。

她生病的时候会问,”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不是得了新冠呢?”

(时间有限,只编译了部分,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原文)


在过去的一年里,因为疫情的缘故,只有两个时刻关注过非洲,一次是尼日利亚第一次出现病例,另一次是读行业新闻看到“social distancing”这个词到了非洲无法本地化,其他的大部分时刻,我也和世界大部分人类一样,注意力基本都在自己的国家和欧美。

我也曾在非洲工作过,也写过一些关于非洲的片段。昨天在读到上面这篇故事的时候,心里还是微微一惊,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以至于常常感觉非洲大陆的面目是模糊的,有时候遇到同样在非洲工作过的朋友,尽管去的是不同的国家,彼此聊天,却发现竟然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

故事还没读完,就忍不住打开了Worldometer,所幸,除了南非和少数几个国家,非洲整体的情况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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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迟到两年的翻译计划

2018年9月份,大概也是知识星球“翻译圈”在运行接近一年的时候,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想法,或者说是一个疑问,为什么中文网络在翻译领域没有一个像是 SlatorNimdziMultilingual 那样优秀的资讯媒体。在科技领域和其他垂直领域,我们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列举出各种优质的资讯网站、渠道、账号。但在翻译领域,优质的中文资讯媒介是缺位的,即使有些隐约的存在,也是某些公众号或者存在于某些翻译公司官网的某个模块,更新着一些不痛不痒的或者过期的行业信息或者公司动态。有些模块还荒废了。

之所以会产生上面这样的想法或疑问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持续而稳定地在知识星球和翻译社群里输出分享#翻译动态 这个话题长达九个月的时间,这本身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兴趣阅读中外网关于翻译行业的媒体、博客、杂志和各类相关资讯。后来,为了方便社群读者的需求,我利用自己的 Twitter账号 创建了一个名为“Translation and Language”的列表,通过多日筛选,最终添加了175位自认为值得关注的翻译或语言类账号。

2018年9月6日这天,我在微信公众平台创建了“翻译动态”这个公众号,像是很多习惯了博客媒介的博主一样,公众号复杂的文本编辑器、严格的每日推送定额,内容只能在微信生态内流转、不支持外链、以及推送后无法做大规模的更改和更新,种种这些反人性、反互联网自由和共享精神的设计,几乎可以立马浇灭你刚刚燃起的写作热情。所以即便创建了账号之后,我也没有太大的创作欲望,而是转载了几篇以前写过的有关翻译的旧文。2020年1月5日在发完一篇#翻译动态 主题文章后,我基本再也没有更新了。

公众号完全处于荒废的状态,虽然它已经积累了近两千的关注者。2018年9月之后,我一共写了24篇文章,但几乎每一篇最后都选择发在了自己的个人博客里——一个只有屈指可数的订阅者的 WordPress 博客,每年甚至需要花费一笔钱去给域名和服务器续费。公众号的桎梏感,如果没有体验过自由的博客,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感受。这几年,我曾亲眼目睹过好几位翻译行业的前辈博主(既有行业大牛,也有图书译者,还有翻译软件开发者),在开通了公众号之后又将其抛弃最终折回自己的博客自留地的案例。

我也曾发过一条朋友圈:“有同学在翻译群里问哪里找翻译客户,突然发现这个行业国内和国外的区别。看多了自由译员的博客和行业网站,发现国内的译员都会在朋友圈/公众号/微博做推广,而国外几乎所有的翻译博客/网站都会告诉你要有一个个人站点/Brand。这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网络形态。”而拥有一个独立博客,那种感觉就好比在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里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岛屿。

正是带着这些长久以来的想法和疑问,前几天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 GoDaddy 的官网注册了 fanyi.news 这个域名(看中这个域名记得是一年前的事情,但过去的一年里竟然没有人注册,它仿佛一直在等着我来)。当然,在这里,我也想特别地感谢北语高翻学院的韩林涛老师,是他的这篇《译者的第一个博客》进一步坚定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他的这篇博文,也向广大译者科普了一种更为简便快捷的博客搭建方式,它也是我目前在网络上看到过的最简单的博客搭建教程。作为一个技术白痴,我的个人博客的搭建,曾经花费了我不少的时间,从购买域名和主机,到 DNS 解析,到 WordPress 后台和博客前端的各种配置,程序员一分钟可以解决的问题,译者可能需要在黑暗中摸索一个小时。

万事开头难。新年的缘故,最近有幸拜读了不少博主的年终总结和新年决心,尤其在经历了这动荡不安的一年之后,这些总结和决心显得弥足地珍贵和动人。自己大概也从中幸运地受到了一点启发: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最后成功或者失败,先做起来再说。于是,2021年1月1日这天,我也给自己立了2个 flag ——1.打卡社群要做下去(加入挑战);2.“翻译动态”要做起来。

虽然是酝酿已久的内心想法,但”翻译动态”(fanyi.news)这个计划最后能走多久,走多远,我不确定。就像这过去的两周里,我和超过二十位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聊的那样,我不知道它能否带来我期待中的影响力,也不知道它能否实现最终的商业化生存,但我希望它可以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为翻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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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的风景

这个夏天,我彻底地爱上了五条人。

我丢弃了网易云音乐、沉迷于Spotify、流连于他们每一个MV,津津有味地翻着看每一篇关于他们的报道,并且乐此不疲地向身边和网络上的朋友安利这两个奇怪而有趣的家伙。

我不记得上一次对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乐队这样着迷是什么时候,我甚至不是一个对娱乐非常感冒的人。但这一次,犹如恋爱般地,我坠入了他们有着咸咸味道的音乐大海里。

知乎有关于“如果看待张亚东疑似给五条人低分”的问题,讨论不乏批评这条“野路子”乐队“需要更专业的技术支撑”,批判他们的音乐技巧老套普通。

我和另一半打趣说,再好的音乐再好的曲子再好的演唱技巧(比如我会想到迪玛希),如果没有具有灵魂的歌词支撑,就好比街上养眼的花瓶美女,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另一半反驳我,照你这样讲,所有的钢琴曲,都没有灵魂,贝多芬巴赫莫扎特全部都是徒有其表。我说,那当然不,他们的音乐都有主题的。歌词并非唯一的灵魂。

当然,作为一支十年前就获得过华语传媒音乐大奖 “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组合奖等奖项的乐队,网络上也从来不乏对于五条人的褒奖,比如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写的这篇《民谣走鬼五条人》:

“五条人并不缺少浪漫的细胞,每张专辑都有一首朗朗上口的国语优美金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足以掀起全场合唱,而《鲜花在岸上开》甚至可以让周璇或李香兰去唱。但通过尽力掐死文艺腔调,五条人始终保持了木刻般线条粗硬的刀功,从而塑造出道山靓仔和阿良仔活灵活现的县城小青年形象。

无论如何,人是五条人的歌中最好的风景,无所谓狗屎无所谓美丽,他们就是这样,我们甚至没必要用现实主义来说明五条人,只能说他们能用少量的艺术,甚至是最低限度的艺术,就像用几颗铁钉,把现实生活的棺材板狠狠撬开,让人活灵活现地爬出来。

民谣很容易要么把自己扮成扁担姑娘,要么从扁担姑娘那儿买一箩筐果蔬,然后扔进轰鸣的乡愁榨汁机;要么就是开着车做凯鲁亚克状重返66号公路,但五条人操起菜刀冲出来要砍你的轮胎,警告你这是广汕公路,警告你收起浪漫主义的假车牌。

五条人还是把被这个暴戾的时代抢走的温情和诗意,以古惑仔的架势,重新还给了我们。与其说这是中国民谣的里程碑,还不如说是一颗小小的绊脚石—瞧,时代的独眼巨人轰然倒下。”

不管是形象塑造,还是现实主义,亦或是时代的温情和诗意,五条人给我的惊喜和震撼,以及他们之于海丰甚至当代历史的意义,我会想到曾经的谢安琪,过去的李志,当下的my little airport 之于眼下的香港。他们的歌词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他们的歌曲本身已经成为了时代记录的一部分。有媒体评价,五条人的民谣,就如一部音乐化的侯孝贤电影(尽管这是一条捏造的评价)。

所以有不少人说到,如果哪一天五条人获得了文学奖,我也丝毫不会感觉到意外。

作为一支来自海丰县的民谣乐队,五条人也以海丰话方言、草莽架势、乡土关怀而闻名(比如早期的专辑《县城记》和《一些风景》),方言在增加音乐趣味和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听众的听觉难度,进而使人极易忽略了歌词本身及其蕴含的深意。

也是因此,我决定花一点时间,把所有他们已经发行了的歌曲的歌词翻了一遍——结果发现,六张专辑七十首歌,所涉及的人物和主题,包括人物的边缘性和多样性,主题的厚度和广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那一天,我也忍不住和另一半讲道,五条人真是生对了时代(虽然他们十几年后的“出圈”成名有些大器晚成),他们的很多作品,若是放在当下,几乎很难摆脱难产甚至封杀的命运。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受到梁文道这样的知识分子和主流媒体的推崇和褒奖,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他们关注着弱势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我相信,你如果像我一样,仔细地再听一遍五条人,听一听那些咸咸的海丰方言里到底唱了些什么,你也会不可救药地爱上他们。

继续阅读“五条人的风景”

谷雨

情绪终于在安静的电台里平静下来。

这是十二年后的春天,春天的乡下处处春意盎然,可是我觉得就要失去很多东西。我很害怕。

我看着思淇长大,看着她沉默,看着她热闹,看着她哭,看着她笑。看不到的——那个风尘仆仆坐火车南下的冬天已经是九年前了。看着姐姐渐渐有了妈妈的模样是她有了梦婷以后,她好像比思淇小时候更加调皮,会推倒家里的椅子,会故意把自己摔倒在地——她好像不怕痛似的,也可能是还没到懂得痛的年纪。思淇开始有了一些姐姐的样子,「妹妹」两字的方言在她的嘴里总是带着儿化音,甜而不腻,她背着或者抱着梦婷的时候看起来懂事极了——尽管姐姐和妈妈总是骂她不懂事——我的心里是复杂的,我不知道是欣慰多一些,还是难过多一些,我可能既怕她不被爱,又怕她被溺爱。我试图想起自己九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我什么也想不起,童年回忆起来是混沌的,却至少是无忧无虑的。我不知道思淇的内心是否真的快乐,还是说她其实也和妹妹一样,尚不自知。她明明还是一个陪梦婷一起玩的小女孩,我想我并不想看到她身体里姐姐的那一面。那种懂事会让我觉得心酸,那是和她年纪不匹配的成熟。

但成长又是这样无可抵挡,她像是一支雨后春笋,又像是被揠苗助长,我说不清这个过程里到底缺失了哪一部分。但我知道它是不完整的。我无能为力,姐姐也无能为力。我看着她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生命如此地奇妙。她以前最爱吵着我玩手机游戏,但是现在只要我只说一句「舅舅等会要开车要睡觉啦,你不要吵」,她便乖乖地关上了门。她会在我回家的第一刻在门口有些羞涩地冲我笑,可是我在离家的时候——我好像最近两次在离家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她,她可能也不喜欢这种告别的时刻。她不知道舅舅下次何时回来。

姐姐在我回家的路上罕见地骂了我,我没有生气,反而如释重负了很多,我感激她这样直接地表达感情,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从小到大都不怎么擅长的事情。虽然在吃饭前,我也忍不住和她争了几句——她说话的时候把头侧了过去,她不看我。我想哭,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却又被我忍住了。我转过头去,假装和妈妈讲话,避开了她。我不想她看到我怂包一样的脆弱。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生她的气,我比她更知道自己的混蛋之处——一个自知之明却又无可救药的混蛋。五年前她因为我不愿意相亲和我吵架,十二年前我因为不懂事把她气哭了,再遥远的小时候,我们一起打架。但是这么多年,姐弟一场,这些当时可能并不愉快的时刻回忆起来却是这样稀少而珍贵。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这些。

开车回武汉的高速公路上,我还没到家,她的微信语音就过来了,她又开始安慰我,我讨厌这样的安慰,我不理她,装作若无其事,因为那样的安慰才会让我真的难过,像是生活一样无能为力的难过。

路过县城的时候,去看奶奶。她的状态突然差了很多,像是一下子又老了十岁。眼睛和面部明显肿了起来。照顾她的小娘讲了真诚客观的话,我一点也不想听。她喂她吃罐头,罐头用勺子切成小小的一片片,她吃得十分吃力,连喝罐头水的时候也显得费劲。我记得十天前,二姑还喂她吃饺子来着,似乎还吃了好几个。我问她记不记得我,她说不出话来,我又讲了我的小名,她还是糊涂的状态。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她似乎清醒了一些,开始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我靠近她,说我又回来看你了,她的眼角突然流下泪来,我以为我看错了,凑近了看,那果然是眼泪。小娘用围巾帮她擦了擦,她半天终于挤出来三个字——「一个人」。我被她突如其来的眼泪慌了神,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讲,小娘也不知道,旁边的妹妹也没听懂。我试图问她,她好像泄气了一般,偏了下头,很快就睡得安稳,伴随着呼噜声。

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告诉她我要走了,我太傻了,以至于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当时的残忍。我悄悄地和小娘还有妹妹在门外道别。在路上想起更多的往事来,我想起奶奶讲爸爸最后那一年一个人在门口打瞌睡晒太阳,她说爸爸坐在椅子上埋头的样子仿佛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我想起她讲爸爸在舅爷的葬礼上嚎啕大哭得像个孩子——那是我一辈子没有看到也不会再有机会看到的场景;我还想起我和堂弟堂妹们小时候在乡下玩耍的那些童年,我和堂弟拖了很长的一条死蛇回家要她煮给我们吃,把她吓得不行;我和堂弟玩火点燃了门前别人的草垛,害得半个村子的人跑出来救火,她气得要命;我和堂妹偷了家里的钱去买零食吃,结果零食买得太多,吃不完不得不扔进河里喂鱼。就连她最小的儿子——小叔结婚的场景都突然清晰得毫发毕现,虽然那明明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重量,爸爸是他那一辈的长子,却又是她心里永远的痛,每年过年回家,我去看她,提起爸爸,她便眼泪不止。她害怕一个小小的我在外面大大的世界里如何成长,如何生存。后来我毕业了,工作了,带着对象去看她的时候,她所有的开心都写在脸上。记得从前年年大家庭吃团圆饭的时候,她就笑着说,等你们什么时候工作了我就可以安心地走了,后来我和弟弟妹妹们一个个地毕业工作,她于是又开始改口说,等你们结婚了我一定可以好好闭眼睛了。大家庭里,她四个儿子,两个姑娘,孙子孙女们外孙外孙女们早已结婚的结婚,生子的生子,一颗大树早已开花结果。我甚至在她下午说那莫名其妙「一个人」的时候,还在想是不是我还没有完成她的愿望,毕竟家里的老大还没有孩子。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听三叔说,医生给的期限并没有那么糟糕。可是这十天的变化,我几乎是看着她的状态突然地变差。皮肤肿胀,进食困难,精神糊涂。这还只是我能看得见的痛苦。那些看不见的,不仅蚕食着她的身体,也蚕食着我们约定过的美好的愿望。

我会想起很多很多个春天,每个春天里却只有我一个人的背影,少年时一个人去县城里读高中,后来一个人去更远的城市读大学,再后来一个人去更远的非洲工作。离家的那些公路,那些水田,那些近处的白杨树和远处的青山,一年比一年显得碧绿而茂盛,我却越来越没有欣赏的心情,因为那些被我抛弃在背后的寂寞的人,寂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