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与张爱玲的中西文化立场

胡兰成和张爱玲对中西方文化及文明的观点和论述，是他们思想体系和文学实践的核心。胡兰成以其宏大的理论视野，系统性地批判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并描绘了中国文明的复兴之路，而张爱玲则以其独特的感性和直觉，在文学作品和日常言行中展现了对中西文明的深刻体察和对中国文明特质的深刻认同。

胡兰成对西方文明的观点和批判

胡兰成认为，西方文明的核心是“无明”（ignorance），这导致其文明发展走向了彻底的物质化和“产国主义社会”。

• 物质化与精神萎缩：西方最终形成“产国主义社会”，其文学作者多为“小市民素质”，对自然与天下国家缺乏大智慧与情感。他们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和蛮族入侵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物质化。这种社会导致人的智慧与情感都被压灭，家庭与人际关系断绝，连言语能力都急遽退化。
• 个人主义与贫薄：西方文明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情调，使其文学走向贫薄，缺乏中国人“胸襟润大，待人深至，亲热”的特质。个人主义者对朋友不肯尽言，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识”的。
• 哲学与科学的局限：西方哲学侧重结论，缺乏新鲜的辩说过程。在“无”与“有”的根本问题上未能深入，只做了数学的学问化，无法攻入大自然的“所以然之故”。他们发明的数学与物理学虽由巴比伦袭取而来，却仍旧不知“无”。量子论只适用于微视世界，不能与宏视世界相通，导致他们的东西不美。
• 文学与艺术的贫乏： 
• 缺乏“风景”：西洋文学没有人世的风景，不可以逍遥游，总是使人不安。他们的诗歌注重旋律，夸示感情与意义。
• “隔”与闭锁性：西洋人有一种“隔”，难以接受多神观念，其神之外只有魔鬼和女巫，缺乏美感。基督教的闭锁性使其拒绝中国式建筑和季节习俗的影响。
• 艺术的负担：西方艺术往往带有“艺术的负担”，缺乏中国艺术的“游戏三昧”所带来的“跌宕自喜”。
• 主题狭窄：西洋文学的主题是恋爱，人世面幅狭。
• “无明”的文学：近代西洋小市民文学由物理学条理章法、动物肉体感触和巫魇情绪构成，完全是无明。
• 无法对应大自然：西方社会不能对应大自然的“有无相生”。他们对自然界是“欲”，讲征服掠夺。他们最终会被大自然所除灭。
• 政治经济的无明：西洋的政治与经济亦是无明。产国主义社会与民主制度已不可能改革，并非究竟。

胡兰成对中国文明特质的强调

胡兰成认为中国文明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深刻的智慧，是“能对应大自然而创造”的文明。

• “无”与“有”、“息”的核心地位：中国文明能“以色表现空，以物质表现无与息”，从而获得永生。文明始于对“无”与“有”的体悟，大自然的意志即是“息”，它驱动万物生发。
• 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这是胡兰成整理出的中国文明的最高原理，也是“神的法则”，可用来解释和指导文明的重建。这包括意志与息、阴阳、有限时空与无限时空统一、因果性与非因果性统一、循环法则。
• 人世与风景：中国文学是人世的，人世是社会的昇华，能知“无”知“有”。中国文明有无限的风景，如诗经、李白苏轼的诗文皆是如此。
• 胸襟广阔与人情深厚：中国人受“王者之民，浩浩如也”的培养，胸襟宽大、待人深至、亲热。这种“人之相与”的深情是文学描写的重要面向。
• “好玩”与“喜反”的精神：中国文明富有“好玩”和敢于“反”的特质，如《西游记》中的孙行者大闹天宫，这是一种“革的天命”的革命文学。
• “士”的天下责任感：中国的“士”对天下负有责任感，懂得礼乐之学，能明辨天道人事。
• 文学的“调”与“兴”：中国文学的文体是“调”而非“旋律”，行于大自然的“息”，能“跌宕自喜”，富于革命性。中国诗歌侧重“性情之性”与“意思”，能“兴”，而非“言情”或“意义”。
• 造形之美与永生：中国器物如殷铜器、汉陶器、宋瓷器皆有“无限”，一盆一碗皆是个意思的存在。好的造形（诗文书画音乐器物等）的永生，在于其背后的“象”。
• 祭祀的非宗教性：中国的祭祀是对天地日月山川、岁时节气、祖先的感恩与喜悦，祭的是形背后的“象”，而非拜物教，且充满了“兴”的意趣。
• 浪漫与平明为一：中国文学是浪漫与平明为一，如红楼梦的高情，而都是写的人家日常的现实。

胡兰成强调的中国文明复兴之路

胡兰成认为，中国文明必须重新建立其主体地位，引领世界文明的复兴。

• 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为理论基石：这是重建文明的最高原理。
• “清洁地取用西洋的好东西”并“自国化”：学习西洋的数学和物理学等优点，但要以中国文明为主体，使外来的东西中国化，而非把中国的东西外国化。
• 重建“礼乐人世”：这是世界文明复兴的核心，从政治到日常生活都应回归“修行”。 
• 复兴家庭：家庭是文明的基地，必须复兴。
• 重建“祭政一体”的朝廷：政治与祭祀相结合，以天道治人世。
• 重建“统一的生活样式”：这种样式比数学的信任度还高，因为它能处理“无”与“有”的妙用。
• 重建中国音乐、言语和文章的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标准，重新认定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并创造代表时代的音乐。
• 改革教育，培养“悟识”：改革现行教育制度，从小培养与大自然相通的“天机”和“悟识”。
• 革命是“革的天命”：真正的革命是使“人生的超过它自己，时代的超过它自己，是人的世界里事物的昇华”，需要“知者”来领导。
• 恢复“士”的地位与责任：恢复像春秋战国时那样对天下负有责任感的“士”。

张爱玲对中西方文化及文明的观点和论述

张爱玲的观点多通过胡兰成的叙述、对话和她自己的作品体现。

• 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与疏离： 
• “隔”与不亲：张爱玲曾说“西洋人有一种隔，隔得叫人难受”。她对西方文明不亲近，觉得西洋隆重的东西，如壁画、交响曲、革命或世界大战，都使人觉得吃力，其实并不好。
• 缺乏“风景”与人世：她认为西洋文学没有人世的风景。胡兰成亦通过张爱玲指出西方文学没有无限的时间与空间，导致没有风景。
• 不喜西方经典：她对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西洋古典作品没有兴致，也不爱。她甚至不感动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重大场面。
• 理性与讽刺的偏好：她宁可喜爱萧伯纳的理性的、平明的讽刺作品。
• 对中国文明的认可与亲近： 
• “现代的东西是我们的，与我们亲”：她喜欢现代文明，认为“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她喜欢公寓生活，因为它没有住家沉淀的忧伤。
• 传统之美：她欣赏传统中国生活中的秩序和美感，例如小调里的鼓楼打更带着“一统江山的安定”。她也珍视中国旧家庭的“清洁”。
• 人世与性情：她的作品中体现了中国人“性情之性”与“意思”。她能以“无差别的善意”描绘人世的恐怖与罪恶，展现了“宽恕”与“喜悦”。她的文章展现了“天地心与英雄的心事，庶民日常的是花心水心女”的广阔。
• 文学作品的广度与深度：胡兰成认为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从恋爱解放出来，又从食也解放出来”的幅广大。她的作品能够写人生的真实与感情的深度，如《赤地之恋》比索忍尼辛的作品深广。
• 知性与创意：她的文章具有知性的光辉，能对现状反拨但又柔和。她的小说和散文如同她的绘画，既古典又热带，从生之虔诚深处迸发出泼辣。
• 柔艳刚强与庄严：张爱玲被描绘为“柔艳刚强的女子”，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倔强，使倔强成为庄严。

胡兰成与张爱玲中西文化观的比较与分析

胡兰成和张爱玲在中西文化及文明的观点上，存在着显著的共鸣和互补，但也体现出各自的侧重点。

1. 对西方文明的共同批判：
• “隔”与不亲近：两者都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隔”和对人世的不亲近。胡兰成以理论阐释这种“隔”导致的问题，而张爱玲则以其作品和直觉表达了这种疏离感，她不喜西方作品的“吃力”和“单调”。
• 缺乏“人世风景”：他们都认为西方文学缺乏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人世风景和无限的时空感。胡兰成认为这是由于西方文明“不知无”，而张爱玲的感受则更为直接，她不感动于西方作品中缺少“风景”的描写。
• 物质化与无明：胡兰成系统性地批判了西方“产国主义社会”的物质化和“无明”，张爱玲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这些理论词汇，但她对现代社会中“味精的味，化学颜料” 的描述，以及对西洋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分离的看法，都间接反映了对物质化和精神贫乏的关注。
2. 对中国文明的共同推崇与体现：
• “人世”与“风景”：两者都极力推崇中国文明中“人世”的广阔和“风景”的无限。胡兰成通过理论阐述“礼乐文章”的遍在性，而张爱玲则通过其文学作品具象化了这种“人世皆大自然的风景”的境界。
• 知性与感悟：胡兰成强调中国文明的“知性”和“悟识”，认为这是创造力的源泉。张爱玲的作品则被胡兰成视为知性之美的典范，她的“聪明”和“直觉”让她即使不读理论书籍也能洞察世事。
• “浪漫与平明为一”：张爱玲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浪漫与平明为一”的特质，能够将高情与日常现实相结合。胡兰成则将此视为中国文明中“人世的仙境”。
• “活泼喜乐”与“好玩”：中国文明的“好玩”和“活泼喜乐”是胡兰成反复强调的特质。张爱玲在生活中也表现出这种“调皮”和“好玩”的性情，她的作品亦展现了这种特质。
3. 异同点与互补性：
• 理论与直觉：胡兰成是一个理论建构者，他致力于系统性地提出“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礼乐文章”、“祭政一体”等理论来解释和复兴中国文明。他的论述宏大而深邃，具有哲学思辨的性质。张爱玲则是一个直觉的实践者，她不喜理论，甚至“不看理论的书，连不喜历史”。然而，她的作品却自然而然地体现了胡兰成所推崇的中国文明的精髓，胡兰成多次称赞她的作品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典范。胡兰成甚至从张爱玲的言行中获得启发，例如他从她对钢琴的不喜中“有了自己”。
• “现代”的理解：张爱玲对“现代”抱持着一种亲近和认同，认为“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她喜欢都市文明、公寓生活。胡兰成虽然也谈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但他的“现代”更强调在“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指导下，对西方物质文明的超越和中国主体性的重建，是一种“温故而知新”的革命性现代。张爱玲的这种“亲切”感，在胡兰成看来，也是中国文明可以“化”现代的证据。
• “士”的自觉：胡兰成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丧失了“士”的自觉，呼吁重新培养具有天下责任感的“士”。张爱玲本人则被胡兰成视为天生的“士”，她的天才和人格体现了“士”的贵气和风骨，尽管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入仕者。
• 文学创作的使命：胡兰成认为文学的最高责任是“天地神明”，它必须能够开创时代，建设国家，具有永生性。张爱玲的文学，在胡兰成看来，虽然不直接讲政治革命，却因其内含的“知性与新鲜”，以及“对世人世事与物的无差别的善意”，而成为革命性的文学。

胡兰成和张爱玲在中西方文化及文明的观点上，呈现出理论与直觉、宏大构想与具体实践的互补关系。胡兰成提供了理解和复兴中国文明的理论框架，而张爱玲则以其作品和生命具象地展现了这些理论的精髓，共同表达了对西方文明局限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中国文明独特价值和未来复兴之路的坚定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