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sey's Blog

埃及诗人、翻译家 Rifaat Salam 因病去世（ 2020.12.06 ） 埃及文化部长 Inas Abdel Dayem 向著名诗人、翻译家 Rifaat Salam 因病去世表示哀悼， Salam 于 12 月 6 日去世，享年 69 岁。 部长表示，逝者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在诗歌、翻译和评论研究方面为阿拉伯文化留下了伟大的遗产，并向其家人、朋友和亲人表示哀悼。 Salam 于 1951 年 11 月出生于 Sharkia 省 Minya al-Qamh 市， 1973 年毕业于开罗大学。 法语翻译家 Alain Delahaye 去世（ 2020.12.06 ） 法国诗人、翻译家 Alain Delahaye 于 12 月 6 日去世。从翻译《 The Dark 》开始， 1944 年出生的 Delahaye 成为 John McGahern 最多产的法语译者。 他经验丰富，翻译过 Patricia Highsmith 、 John Updike 、 Roald Dahl 、 Brian Friel 和 Oscar Wilde 等人的作品，他还参与了《跳出我天地》、《英国病人》等电影和《权力的游戏》、《都铎王朝》等电视剧的配音和字幕工作。 翻译家郑克鲁去世（ 2020.09.20 ） 澎湃新闻获悉，翻译家郑克鲁先生于 9 月 20 日晚 10 点在医院去世，享年 81 岁。 郑克鲁是在翻译、教学和研究三大领域同时取得不凡成就的为数不多的翻译家之一。许多人知道郑克鲁的名字，是通过《家族复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 郑克鲁 196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1965 年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硕士。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 1987 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任博士生导师，还是上海师大中文学科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并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翻译家学会副会长，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 “ 一级文化交流勋章 ” 。 多语种翻译家张洪模去世（ 2020.08.21 ） 音乐学家、音乐翻译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一位对中国音乐理...

最近的一个傍晚，基旺加村（ Kiwanga village ）贸易市场的小卖部里， Joyce Abalo 一边等待顾客，一边分拣着地瓜，小卖部的周边散落着商店、餐馆和其他商贩。街上人来人往，人们使用卢干达语聊天。这是乌干达的主要语言之一。 在首都坎帕拉以东 25 英里的穆科诺区（ Mukono District ），这个乌干达中部的村庄里， 100 米之外即是地方议会主席的家。屋前的喇叭中聒噪地播放着录制好的 COVID-19 信息： " 请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 同样是用卢干达语。 问题来了： 54 岁的 Abalo 并不会说卢干达语。 因此， COVID-19 信息的大众传播形式 —— 包括海报和总统演讲 —— 都让她感到困惑。 " 我 15 岁的女儿不得不为我翻译这些信息， "Abalo 说。她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单身母亲。 " 直到现在，我仍然搞不明白这种疾病是怎么回事。 " 在这个拥有 4100 多万人口的东非国家， Abalo 的困境并不足为奇。该国已经确诊了超过 3.8 万 COVID-19 病例，并有 300 多人死亡。 3 月疫情爆发时，政府制作了电视和广播广告，并在乌干达的城市、城镇和乡村到处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报。 COVID-19 的提醒和指南主要以英语和卢干达语发布，这也是该国最流行的两种语言。 由于缺乏现行数据，鲜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乌干达人会讲该国宪法承认的其他 50 多种语言。但显而易见的是，一些乌干达人，比如 Abalo ，因为不了解情况，又感到困惑，不得不找人翻译这些信息。 " 没有任何人来协调将 COVID-19 信息翻译成当地语言， " 坎帕拉马凯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 ）语言、文学和传播学院的协调员 Jane Frances Alowo 说， " 毫无传播策略 " 。 马凯雷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许多不会说英语和卢干达语的乌干达社区对冠状病毒都知之甚少。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了另一个重大挑战。诸如 " 自来水 " 、 " 消毒 " 和 " 社交距离 " 等短语均无法直接翻译。 " 在翻译...

2018年9月份，大概也是知识星球「 翻译圈 」在运行接近一年的时候，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想法，或者说是一个疑问，为什么中文网络在翻译领域没有一个像是  Slator 、 Nimdzi 、 Multilingual  那样优秀的资讯媒体。在科技领域和其他垂直领域，我们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列举出各种优质的资讯网站、渠道、账号。但在翻译领域，优质的中文资讯媒介是缺位的，即使有些隐约的存在，也是某些公众号或者存在于某些翻译公司官网的某个模块，更新着一些不痛不痒的或者过期的行业信息或者公司动态。有些模块还荒废了。 之所以会产生上面这样的想法或疑问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持续而稳定地在知识星球和翻译社群里输出分享#翻译动态 这个话题长达九个月的时间，这本身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兴趣阅读中外网关于翻译行业的媒体、博客、杂志和各类相关资讯。后来，为了方便社群读者的需求，索性利用自己的  Twitter账号  创建了一个名为「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的列表，通过多日筛选，最终添加了175位自认为值得关注的翻译或语言类账号。 2018年9月6日这天，我在微信公众平台创建了「 翻译动态 」这个公众号，像是很多习惯了博客媒介的博主一样，公众号复杂的文本编辑器、严格的每日推送定额，内容只能在微信生态内流转、不支持外链、以及推送后无法做大规模的更改和更新，种种这些反人性、反互联网自由和共享精神的设计，几乎可以立马浇灭你刚刚燃起的写作热情。所以即便创建了账号之后，我也没有太大的创作欲望，而是转载了几篇以前写过的有关翻译的旧文。2020年1月5日在发完一篇#翻译动态  主题文章 后，我基本再也没有更新了。 公众号完全处于荒废的状态，虽然它已经积累了近两千的关注者。2018年9月之后，我一共写了24篇文章，但几乎每一篇最后都选择发在了自己的 个人博客 里——一个只有屈指可数的订阅者的 WordPress 博客，每年甚至需要花费一笔钱去给域名和服务器续费。公众号的桎梏感，如果没有体验过自由的博客，可能很难理解这种感受。这几年，我曾亲眼目睹过好几位翻译行业的前辈博主（既有行业大牛，也有图书译者，还有翻译软件开发者），在开通了公众号之后又将其抛弃最终折回自己的博客自留地的案例。 我也曾发过一条朋友圈：「有同学在翻译群里问...

这个夏天，我彻底地爱上了五条人。 我丢弃了网易云音乐、沉迷于Spotify、流连于他们每一个MV，津津有味地翻着看每一篇关于他们的报道，并且乐此不疲地向身边和网络上的朋友安利这两个奇怪而有趣的家伙。 我不记得上一次对一个歌手或者一个乐队这样着迷是什么时候，我甚至不是一个对娱乐非常感冒的人。但这一次，犹如恋爱般地，我坠入了他们有着咸咸味道的音乐大海里。 知乎有关于“如果看待张亚东疑似给五条人低分”的问题，讨论不乏批评这条“野路子”乐队“需要更专业的技术支撑”，批判他们的音乐技巧老套普通。 我和另一半打趣说，再好的音乐再好的曲子再好的演唱技巧（比如我会想到迪玛希），如果没有具有灵魂的歌词支撑，就好比街上养眼的花瓶美女，美则美矣，毫无灵魂。 另一半反驳我，照你这样讲，所有的钢琴曲，都没有灵魂，贝多芬巴赫莫扎特全部都是徒有其表。我说，那当然不，他们的音乐都有主题的。歌词并非唯一的灵魂。 当然，作为一支十年前就获得过华语传媒音乐大奖 “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组合奖等奖项的乐队，网络上也从来不乏对于五条人的褒奖，比如摩登天空的艺术总监张晓舟写的这篇《民谣走鬼五条人》： “五条人并不缺少浪漫的细胞，每张专辑都有一首朗朗上口的国语优美金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足以掀起全场合唱，而《鲜花在岸上开》甚至可以让周璇或李香兰去唱。但通过尽力掐死文艺腔调，五条人始终保持了木刻般线条粗硬的刀功，从而塑造出道山靓仔和阿良仔活灵活现的县城小青年形象。 无论如何，人是五条人的歌中最好的风景，无所谓狗屎无所谓美丽，他们就是这样，我们甚至没必要用现实主义来说明五条人，只能说他们能用少量的艺术，甚至是最低限度的艺术，就像用几颗铁钉，把现实生活的棺材板狠狠撬开，让人活灵活现地爬出来。 民谣很容易要么把自己扮成扁担姑娘，要么从扁担姑娘那儿买一箩筐果蔬，然后扔进轰鸣的乡愁榨汁机；要么就是开着车做凯鲁亚克状重返66号公路，但五条人操起菜刀冲出来要砍你的轮胎，警告你这是广汕公路，警告你收起浪漫主义的假车牌。 五条人还是把被这个暴戾的时代抢走的温情和诗意，以古惑仔的架势，重新还给了我们。与其说这是中国民谣的里程碑，还不如说是一颗小小的绊脚石—瞧，时代的独眼巨人轰然倒下。” 不管是形象塑造，还是现实主义，亦或是时代的温情和诗意，五条人给我的惊喜和震撼，以及他们之于海丰甚至当代历史...

情绪终于在安静的电台里平静下来。 这是十二年后的春天，春天的乡下处处春意盎然，可是我觉得就要失去很多东西。我很害怕。 我看着思淇长大，看着她沉默，看着她热闹，看着她哭，看着她笑。看不到的——那个风尘仆仆坐火车南下的冬天已经是九年前了。看着姐姐渐渐有了妈妈的模样是她有了梦婷以后，她好像比思淇小时候更加调皮，会推倒家里的椅子，会故意把自己摔倒在地——她好像不怕痛似的，也可能是还没到懂得痛的年纪。思淇开始有了一些姐姐的样子，「妹妹」两字的方言在她的嘴里总是带着儿化音，甜而不腻，她背着或者抱着梦婷的时候看起来懂事极了——尽管姐姐和妈妈总是骂她不懂事——我的心里是复杂的，我不知道是欣慰多一些，还是难过多一些，我可能既怕她不被爱，又怕她被溺爱。我试图想起自己九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可是我什么也想不起，童年回忆起来是混沌的，却至少是无忧无虑的。我不知道思淇的内心是否真的快乐，还是说她其实也和妹妹一样，尚不自知。她明明还是一个陪梦婷一起玩的小女孩，我想我并不想看到她身体里姐姐的那一面。那种懂事会让我觉得心酸，那是和她年纪不匹配的成熟。 但成长又是这样无可抵挡，她像是一支雨后春笋，又像是被揠苗助长，我说不清这个过程里到底缺失了哪一部分。但我知道它是不完整的。我无能为力，姐姐也无能为力。我看着她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生命如此地奇妙。她以前最爱吵着我玩手机游戏，但是现在只要我只说一句「舅舅等会要开车要睡觉啦，你不要吵」，她便乖乖地关上了门。她会在我回家的第一刻在门口有些羞涩地冲我笑，可是我在离家的时候——我好像最近两次在离家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她，她可能也不喜欢这种告别的时刻。她不知道舅舅下次何时回来。 姐姐在我回家的路上罕见地骂了我，我没有生气，反而如释重负了很多，我感激她这样直接地表达感情，毕竟这是我们两个人从小到大都不怎么擅长的事情。虽然在吃饭前，我也忍不住和她争了几句——她说话的时候把头侧了过去，她不看我。我想哭，眼泪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却又被我忍住了。我转过头去，假装和妈妈讲话，避开了她。我不想她看到我怂包一样的脆弱。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生她的气，我比她更知道自己的混蛋之处——一个自知之明却又无可救药的混蛋。五年前她因为我不愿意相亲和我吵架，十二年前我因为不懂事把她气哭了，再遥远的小时候，我们一起打架。但是这么多年，姐弟一场，这些当时可能并不愉快的时刻回忆起来却是这样稀少而珍贵。我不知道她...

张爱玲的英文好不是没有来由的。爸爸做过天津铁路局英文秘书。姑妈留学英国，做过大光明戏院翻译。妈妈更厉害，三寸金莲留学欧洲，结交徐悲鸿，谈外国男友，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就连疾病缠身最不济的弟弟张子静，解放后也做过三十年的浦东中学英文教师。 几乎全家都是英文基因。当然这一切还得出身好，毕竟她爷爷最厉害，娶了李鸿章的大女儿。 但是我觉得张爱玲的英文听力也许并不是特别好。《重访边城》里提到她两次看电视没有听清楚的场景，一次是“最近在美国电视新闻上听见有个女人，姓什么‘门’没听清楚”（《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还有一次“最近美国电视上报导医学界又重新发现大笑有益健康。大笑一次延长寿命多少天，还是论年论月，我没听清楚”（《笑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的英文写作，包括翻译，肯定是一流的。《少帅》、《雷峰塔》、《易经》以及海明威、欧文、爱默森的那些小说即是明证。 只可惜张跟错了人，又不愿意唱赞歌，最后不仅嫁了美国人，还入了美国籍。再好的才华，再好的作品，也抵不过历史这个势利眼。 袁世凯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算半个。”这张幼樵，说的就是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字幼樵）。 而张佩纶娶李鸿章的女儿是因为，张在兵败革职后才华遭李欣赏而被招为婿。 以下摘录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章节或片段： ◆ 忆胡适之 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〇年代。 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此时大约是在1955年，张已经赴美定居。） ◆ 谈看书 郁达夫常用一个新名词：“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一般译为“感伤的”，不知道是否来自日本，我觉得不妥，太像“伤感的”，分不清楚。“温情”也不够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优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体的情感。另一个解释是“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近代沿用的习惯上似乎侧重这两个定义，含有一种暗示，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夸张强调。不怪郁达夫只好音译，就连原文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西方科学进步以来，...

读书犹如喝酒，都是为了制造幻觉，或者创造另一个世界。地铁是人类历史伟大的发明，今年的书80%都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读的。微信读书则是互联网时代新的读书利器，阅读社交化和页内弹幕让读书不再是一件孤独的事，我离Kindle和纸质书也越来越远。 1. ★★★★★ 野心時代 : 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 欧逸文 作为一本获过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大奖的中国题材，它并非像是很多人吐槽的「素材堆集、老生常谈、新闻拼贴、推特大礼包」那样简单（参看今日中文互联网的新闻现状），它可以说是一本充满敏感词的书，我把它形容为「非官方报道」版本中的当下中国。和《一九八四》类似，我觉得阅读它同样需要一定的政治或者时事敏感度。至于最后，欧逸文放弃大陆转而通过一家台湾出版社与中文读者见面，基本属于命中注定。在纽时中文网那篇《亲历中国的出版审查》里，欧说，「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原则就是尽我所能提供最真实的记录。」我想他做到了。 2. ★★★★★ 美丽新世界 阿道司•赫胥黎  《一九八四》如果是写现在的话，《美丽新世界》更像是在写未来。 3. ★★★★★ 欧洲中世纪史 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 4. ★★★★★ 香港简史 高马可版本（404） 无论是殖民时代，还是特区时代，香港人都不曾真正掌握过自己的命运。今天的危机是制度性危机，是系统性败坏。 5. ★★★★★ 悉达多 赫尔曼•黑塞 「河流在哪里都一样，无论源头或出海口，在瀑布，在渡口，在湍流，在海洋，在山巅，四处都是一样的，对河流来说只有当下，没有过往的阴影，也没有未来的面纱。」 6.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 弗朗西斯•福山 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其最适合的体制并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不论是列宁主义的自由民主还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专制政治的混合体制。某些观察家把它称为“官僚专制国家”，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因此，在美国，民主制度近年来没有显示出强有力的经济职能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集中了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二者的优点，他们既能够对其人民强制推行一种比较高度的社会纪律，又能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以鼓励发明和应用最现代的技术。 7. ★★★★ 重读八十年代 朱伟 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

如果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翻译家则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工程师，他们创造语言沟通的桥梁，使文化、艺术、信息、技术得以流动和共享。 前几天Lit Hub做了一期“Notable Literary Deaths in 2019”，记录这一年里我们失去的作家、编辑、图书商人。在圣诞节前，他们这样写道：As if the year wasn’t bad enough, in 2019 we were obliged to say goodbye to far too many members of the worldwide literary community—from the universally beloved to the highly controversial, from the mega-famous to those who worked tirelessly behind the scenes. So before we break for the holiday, consider this a final farewell to some of the writers, editors, and booksellers we lost this year—though it is certain that for most, this tribute will not be their last. 而在这同样不好不坏的一年里，在翻译的行业里，我们同样失去了太多的大师、前辈。就像Lithub的一位读者评论那样：The world ends every second, every hour, every day, for someone. 谨以此篇文章纪念这些离开的大师们。May their souls rest in peace. 12月23日，林良离世 著名作家、台湾儿童文学领航者林良于今日凌晨在睡梦中辞世，享年95岁。林良为儿童写作长达六十年，直接参与了影响台湾儿童文学发展的众多重大历史事件，被台湾儿童文学界尊称为“大家长”“常青树”“一代宗师”“浅语大师”“台湾现当代儿童文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品有《小太阳》《爸爸的16封信》《我是一只狐狸狗》《浅语的艺术》等。另著有儿童文学论文集《浅语的艺术》，儿童文学创作及翻译达二...

在香港殖民時代的歷史裏，大部分時間都是中國有難，也就是説，香港往往接收大批從內地湧入的移民。 早期英國駐港衛戍部隊是以盧比付餉 ，在 1860年代前，盧比是香港廣泛使用的貨幣，在 1864年滙鹽銀行成立之前，大多數在香港和中國的西方銀行都是英印銀行的分行。 在 1970年代初以前 ，香港總督都是由英國殖民地部官員出任。 到了1960年代，香港警隊的組織仍是沿用傳統的殖民地模式，高級警察大多數是來自非洲 、馬來亞和巴勒斯坦的外籍資深警官，而低級警察則一般是華人。 中式小商店恰如其分地座落在以英圍皇室成員和官員命名的街道上，而英國法律、基督教和現代西方醫學則與各種中國事物並行不悖，包括傳統中醫、幾百間中國廟宇、眾多宗教節日和儀式，以及最現代化的西式建築和2005年開幕的新迪士尼樂園都採用寧可信其有的風水學説。 這裏的殖民統治絕不令宗主國難堪，相較於大多數獨立圍家，香港的經濟表現有過之而無不及。 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勳爵(Lord Stanley)在1843年説，佔領香港「並非為了殖民，而是由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目的」。 即使廣州當局命令香港華人抵抗「外夷」 ，英國首次佔領香港島時完全沒遇抵抗。 1877年一名來訪的英園人抱怨英團軍官虐待華人，「彷彿他們是極低等的動物」，歐籍人對待華裔人力車夫的態度往往十分惡劣粗魯，不把車資交到車夫手上，而是丟在地上，還常常對他們拳打腳踢。 歐亞混血兒「受到雙重猜疑，首先是因為他們擁有與眾不同的身份，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的身份，既非此亦非彼，結果被視為不光明正大和投機取巧」。香港的英國人從不把種族通婚視為能促進和諧與穩定的良法。 在1880年代前，立法局議員幾乎全無華人。儘管這個基本憲政架構多年下來有一些小修小改，但在1980年代之前，並沒有經歷重大改變。 直至十九世纪末，政府和歐籍居民愈來愈認為香港華人大多數是罪犯 。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創造專門針對華人的新罪名和懲罰 。 在早期香港的司法，殖民地官員常聲稱法律公正無偏，但事實卻是相反。法院往往先入為主，認定華人被告有罪。 1866 年頒佈的《維多利亞城戶口登記條例》，要求華人家庭和為歐籍人工作的華人僕役登記。1870年頒佈的《十四號條例》，要求所有維多利亞城華人在入夜後須提燈籠上街。1888 年頒佈的《管理華人條例》規定，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和逄年過節外，華人未經總督批准，不得舉行公眾集會...